抗战胜利内蕴历史进步逻辑

　　现代世界体系格局与抗日战争

　　近代以前，人类的世界性交往相对孤立、封闭，王朝形态的国家关系在解决矛盾手段上更多地取决于武力争端方式。近代以来，在不断总结纷争不息的民族、地区战争的历史教训基础上，对世界体系化发展趋势的认识逐渐成为人类观察世界交往的新视角。于是，针对某个特定时空内相对稳定的世界体系格局诉求，开始发端于欧洲核心区的发展进程之中。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公认为近代世界体系格局开始的标志，它确立了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原则，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导致了数百年欧洲核心区民族国家相对均衡发展的格局。1815年《维也纳和约》形成了近代欧洲的第二次国家体系格局，颠覆了拿破仑用武力获得的欧洲霸主地位，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拿破仑帝国之前的欧洲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精神的继承，表明走向现代的国家主权原则总体符合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为西方列强的崛起，奠定了国际机制的前提。一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世界体系，不仅将前两个欧洲体系基本精神继承下来，并随着资本扩展到世界范围，国际格局内在地刻有帝国主义的强权痕迹，也随之日益显现化。

　　从1648年到1922年，近代世界体系格局一再处于“稳定—战争—再稳定”的循环之中，其内在原因是各个新兴国家随着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全球扩张，海外殖民利益的国内化需求逐步上升，导致西方工业化早发国家挑战世界秩序的冲动日益增强，但出于对本国长远利益的考虑，也慑于国家实力的状况，暂时难以抗衡对国际政治伦理规制的顾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基本不敢公开否定维系世界体系存在的国家主权这一核心理念。诞生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的国际联盟，作为一种国际列强关系的过渡性协调机制，也就逻辑地成为打破既有势力均衡之前的替代性方案了。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完成，日本操纵成立所谓的伪“满洲国”没有得到国联承认，英美等西方国家也普遍对其不予承认。即使抗战结束时，世界上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也只有二十几个，基本上是法西斯轴心国成员及其依附势力。因此，一战后的世界体系格局和列强博弈关系，对于日本侵华存在着不利因素，国际机制性的客观阻力并未消失。这成为中国抗战的开始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未遭到国际列强联合武力剿杀的特殊历史条件，但是仅仅依靠国联体制的道义威慑，并不足以确保二战前的中国局部抗战必然具备有利的国际机制支持和效果。面对西方绥靖政策不对称的“国际制约”，日本军国主义采取逐步摆脱国联的游戏规则框架，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局部抗战的艰难程度，尽管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完整具有国际道义，这是抗战历史进程开启过程中，中国人民顽强抗争日本入侵的民族意志的核心动力，但是有限的国际援助依然难以为继，高昂的斗志尚不存在转化为抗敌御侮的坚实能力的历史条件。

　　从另一方面看，近代以前，中国与各周边国家关系是以“朝贡体系”的“国际”化机制为存在方式的，并不处于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水平。这种体系以中央政权为中心，中央政权强则国稳，中央政权弱则国乱，甚至出现王朝更替。步入近代之后，中国逐渐被融入新的世界体系中，一些有识之士希求把维护世界体系的多边机制看作维系民族历史命运的道德制高点。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但是这种外部依赖性不足以把抗战的悲壮抗争转化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雄壮事业。不过，总体而言，现代世界体系格局已经走出王朝战争的循环逻辑，现代主权国际观念的发育，为中国抗战获得国际机制的外部支持，提供了历史前提。

　　现代中国政党的

　　政治动员与抗日战争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皇权政治统治在西方列强的侵略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变迁梗阻的核心问题。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具有现代政治色彩的政党纷纷登场，开始深度影响中国政治整合的现实过程。在历经诸多痛苦的政治实验后，政党政治过程在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逐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比照传统民间血缘型、地域性政治组织，现代政党动员民众、影响国家政权的能力、手段、规模和效果更为显著。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发挥了动员、组织抗战的历史作用。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日过程中征兵超过1000万，仅人口约4000万的四川就贡献兵源300万。在敌寇层层包围的险恶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抗日斗争中建立了总人口近1亿的农村根据地，受到了人民的真诚拥护，仅人口200万的陕甘宁根据地，农民自卫武装就有20万。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汇聚了包括国共双方在内的海内外积极抗日力量，有效发挥了党的政治整合能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抗战走向最终的完全胜利。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

　　历史担当与抗日战争

　　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阶层和智识群体。晚清以降，随着西方教育模式的引进，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知识分子登上中国社会舞台。面对晚清和民国之乱局，他们在选择面对社会的具体方法和态度上却并不一致，沉溺学术者有之，纵身商海者有之，避居乡野者有之，委身海外者有之。但在抗战御侮的危急关头，无论对于国内政治势力持有何种态度，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支持抗战。在当时的大后方，文人云集，国统区如此，解放区亦如此。当时，延安在抗战后短短6年内就吸引了4万多国统区、敌占区知识分子投奔革命与抗战，为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增添了新鲜血液。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不仅拓宽了党的社会基础，提高了党员的总体文化素养，而且加强了整个抗战的骨干力量结构，提高了根据地抗日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总之，在革命政党的引导下，现代知识分子投身中国革命与抗战洪流，以智力支持丰富了中国抗战斗争的形式，在经受这场民族解放宏大斗争进程的洗礼中，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