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建立敏锐的公民安全保护体系

今年6月20日，王某驾驶宝马车以195km/小时的速度在南京街头超速行驶，导致2死1伤、多车受损。近日南京市交管局发布消息称，肇事司机王季进经权威机构鉴定，其在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这一鉴定结论时下饱受舆论质疑，南京警方作了回应，但争议并未就此打住。结论是否被司法采纳，到时法庭自会依法办事。值得社会予以关注的是，根据王某家人描述，王某很早就有点精神不正常了，但他却顺利拿到了驾照。特别是事发当天上午，王还报警称有人要陷害他、手机被监听，现在看来，王某的反常没有引起有关部门足够重视。

王某报警自称有人要陷害，要么的确有人要对他不利，要么是他可能患有精神病。前一种情形，要求警方予以适当处置。后一种情况，依《精神卫生法》，警方其实有义务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当然这是有某种前提的。当初南京警方如何处置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警方的描述来看，好像是不了了之。

时光无法逆流，没有人料到，王某事发前的那次报警，曾是避免这场交通事故的最好机会。然而，也是王某这通未得回应的报警，让我们发现，在坚固的公民安全网络之下，会因为某些细节的疏漏，酿成不可挽回的遗憾。

现在看来，南京警方确实漏掉了王某的“求助”，问题出在警方的疏失，是不是这样呢？就个案来说，在这起事件中，南京警方固然不能全然推脱责任，但深究“疏失”之故，不难看到，这未必是哪个具体部门环节上的偶然疏漏，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公民安全保护体系敏锐度不足的状况。

王某曾向警方报警，这当然是个显性的事实，但王某同时也是个社会人，无论多么古怪，他都必然的与不同人群打过交道，这里面包括家人、朋友、单位领导同事、居委会相关人、邻里等等，这些人有没有发现王某身上的异常，或者王某是否有向其倾诉或求助？如果有，相关对象有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隐患”——王某可能对自身或他人造成伤害，设法帮助王某，或是向外寻求其他帮助？我们未必可以在此断定，前述的所有情形皆未有过，但依现在的情况反推，即使求助或施助都有尝试，但这些尝试都失效了，犹如公民安全保护网被撕开了一道小口。

究竟是哪一个环节阻断了对王某，以及王某可能伤害的对象的保护？把这些关系链条、影响性轻重彻底分开其实异常困难，也就是说，不止是南京警方，这些社会网络中任何与王某产生高度交集的对象，都可以说负有责任，可在事故发生之前，却偏偏都没有意识到，呈现于王某身上的异常，可能危害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公民的安全。与其说这是危险预防能力不足，不如说是个体安全保护、防范意识淡薄。增强公民安全保护的敏锐度，需要体系上全面建立和强化观念意识，让公民安全保护上升到更高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