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违法有奖举报“仅一人领”说明啥？

闯红灯算“信用有问题”具有公信力吗？

背景：近日，深圳市交警局正在与多家征信机构联合建立深圳交通参与者征信体系，意将交通违法与个人信用贷款、买房等挂钩，以此遏制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

新京报发表玉素的观点：“闯红灯”能不能进入央行的征信系统中？至少，目前还不行。平时我们贷款，银行查询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报告；这个信用报告平台，不是地方政府部门想输入就可以输入的。比如，以上海“地铁逃票”要写入信用记录来说，不能进入央行的个人信用报告中，只能进入上海地方的征信系统。央行版的个人信用报告上明确说：“本报告仅包含可能影响您信用评价的主要信息”。至于，闯红灯等微小行政处罚，这是人人都可能的行政违法，不足以影响对一个人的信用评价，央行就一直没有收录这些信息；即便央行愿意收录，办理贷款的商业银行首先考虑的也是金融风险，谁会把闯红灯作为拒贷理由呢？须明白的是，信用报告是用于评价一个人、一个企业的商业信用的，不是进行“无谓道德评价”的，更不应成为权力部门手中威棱难测的“大杀器”。不应该将其滥用，更不应该将其“妖魔化”。信用管理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公权力机关不能“有权就任性”，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任意祭出这个“大杀器”，将严肃的信用管理，变为单向的“威吓”。

小蒋随想：公民信用不是筐，甭把什么都往里面装。公民违反某一社会规范乃至专项法律，理当就事论事地处置，动辄归入“信用问题”，不仅驴唇不对马嘴，而且也会消减信用构建在人们心中的公信力。将不相干的问题归入信用范畴，也折射出一些管理者的低能。换言之，某些管理者处理不好某种违规，就试图拿“信用惩戒”来吓唬人。问题是，“专科”都治不好的“病”，把信用当“万金油”来抹，管用吗？惩处违规没有问题，但惩处适用的规范必须正当且“对位”。用“错位”的惩戒方式“矫正”某种违规，结果很难乐观。退一步说，即便一些人被暂时“吓”住，也不代表处置成功。因为，“罪罚不相称”有违法治原则，不当地处置最终会将管理者置于被动的泥潭与舆论的漩涡。依法治国，依法限权，管理者自身首先要敬畏并遵循法律法规，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否则，管理者自身也会面临信用风险。

环境违法有奖举报“仅一人领”说明啥？

背景：2014年1月，安徽省环保厅与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安徽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规定》，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人进行奖励，并报销举报人领取奖金时的往返路费。然而，一年多过去了，仅有一名举报人领取了奖金。

新京报发表钱夙伟的观点：“举报时应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让不少人心存顾虑，除非遇到威胁自身生存环境的重大问题，一般选择匿名举报，避免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当举报往往要冒很大甚至极大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权衡得失，再高的奖金也让人望而却步。鼓励更多的人举报，更重要更急迫的，是创造让举报者能够大胆举报的法制环境。而这当中对举报者的保护，尤其是隐私保护，无疑是第一位的。当然，如举报者所说，“举报之后，我们最大的期盼就是问题能得到解决，而不是拿奖金。”只有每一起违法行为都得到惩处，才能让举报者得到最有效的保护，也才会鼓励更多人一旦发现不法线索，都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举报者的行列。

小蒋随想：今年初，网上出现一封来自基层环保局长的匿名信，这位任职近10年的环保局长在信中说，上任后最重要的工作是招商和公关：帮县里的企业跑环评，应付上级检查。县里主要领导还对环保局长发话：你的政绩与我的政绩是冲突的，你委屈几年，我必有厚报！这封信无异于举报信，但匿名印证了举报者不愿意露真身的“偏好”。毕竟，这年头有太多举报却遭遇打击报复的案例，一些举报材料甚至又回到了被举报者手中，让一些想举报者心中没底。面对环保在许多地方远未获得“一票否决权”，连环保局长都要“受委屈”，谁敢冒险和某些领导要求“顾全大局”过不去？鼓励举报者讲真话，关键要让举报者免于被报复的恐惧。在此基础上，举报必须件件有着落——不能只是口头回复与敷衍，而要切实处理举报中存在的问题。安徽环境违法有奖举报，一年多只有一人领取奖金，未必意味着环境违法少，而是要在举报者保护与处理环境违法上找原因，赏金解决不了一切。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