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妈乡”是拐卖妇女与贫困家暴的怪胎

“无妈乡”是拐卖妇女与贫困家暴的怪胎

背景：“无妈乡”是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的另一个称谓，那里有一百多个“失母儿童”。据统计，该乡在校“失母学生”131人，其中母亲逃婚与改嫁的有116人。记者走访发现，驱使母亲出走的不仅仅是贫困，家庭暴力、丈夫懒惰都是重要原因。不少出走妈妈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

新京报发表胡印斌的观点：妈妈们大量出走，基于贫穷，却并不止于贫穷，世上从来不缺乏相濡以沫的贫贱夫妻，何况母子。积年的贫困，拐卖妇女的盛行，在强迫基础上的畸形家庭结构，再加上家暴，构成了压在骆驼身上的根根稻草。长期贫穷产生的极度失望与深深绝望，似乎没法排解。黄荆乡好吃懒做又打老婆孩子的男人们是如此，出走相沿成习的妈妈们也是如此。前者是无望中的极端表现，而后者只不过试图走出绝望。一味依靠外部输血，也不可能激发出当地人的主动性。因此，必须立足于开放社会的视野审视这一现象，全面提振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鼓起民众的“精气神”。再辅以治懒、反家暴、打击拐卖妇女等制度和政策。

京华时报发表王石川的观点：罪恶，属于制造罪恶的人。孩子最无辜。这些失母的孩子，是一个不幸而又沉默的群体。我们能轻易想到他们的“小伙伴”，比如服毒自杀的毕节四兄妹；再比如，遭性侵的潜山9名女童。这些孩子命运各不相同，却有共同的交集，凄凉，无助。他们通常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对这些被不幸狙击的孩子，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应该帮助。但帮助不能只是简单给钱、给物，还要给爱、给温暖。化解他们的不幸，需要消除城乡差距，也需要权利平等，还需要人文关怀。城市必须反哺农村，而不能再扮演抽水机的角色；留守儿童需要针对性的关爱，而不是单纯被放在可怜者的角色。给底层孩子应有的权利，他们才会多一些改变命运的契机。

小蒋随想：有些悲剧从开始时就已注定。一些贫困地区的男人越穷越讨不到媳妇，拐卖妇女“买媳妇”自然是“强扭的瓜不甜”。一些男人认为买来的媳妇就该“当牛做马”，男人好吃懒做，对不从的女人拳脚相向，内心充满怨恨与屈辱的妇女想方设法逃离，便不难理解。对一些买媳妇的男人而言，女人不光是满足性欲的对象，还是“延续香火”的工具。而被拐卖来的女人本来就与所谓的丈夫没有任何感情，对由此生下的孩子，心中恐怕也是五味杂陈——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终归蕴含母爱，但出于被迫，又有异样的感觉。对旁观者而言，可以很容易地说孩子是无辜的。而作为处于难耐境地当事人，一些女人忍痛逃离时已顾不上“没娘的娃”。一些大人们做的孽却要孩子们来承受，确实令善良的人们唏嘘。这种人间悲剧，要想完全抚平可能是天真的。对于“失母儿童”，社会只能尽量减轻他们的创伤。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减贫，打击拐卖妇女，减少“源头悲剧”。

“涨价是政府工作职能”，市场情何以堪

背景：8月7日，郑州市召开水价调整听证会，在会议结束前，有多名在场记者称被阻拦入场，并公布了会场门口由数名保安把守的照片，并质疑19名代表都同意水价上调的结果。对于记者的种种疑问，郑州物价局一名副局长解释称，涨价是政府的一项工作职能。

华商报发表陈广江的观点：“涨价是政府工作职能”，雷语一出，立即成众矢之的。就连当地媒体“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微信公众账号都忙着为该副局长普及常识：“涨价是市场行为，调节价格才是政府职能。”听证会沦为闭门会、涨价会，公众并不陌生，但像郑州这样的实属罕见。从听证会准备阶段煞费苦心限制媒体数量，到举行时的戒备森严，再到结束后“涨价是政府工作职能”的回应，种种迹象告诉人们：此时涨价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听证会只是一个伪造民意的道具而已。水价上涨不是不可以，关键是要把事情晒在阳光下，涨价理由，还要有公开、公平、公正的听证程序。政府部门要敬畏民意，但敬畏民意不是空话，要倾听民意，通畅民意渠道，而不能把民意当成洪水猛兽。听证会“演砸”了，受伤的不只是公民权利，更有政府的公信力。

小蒋随想：从保护水资源的角度，利用价格杠杆并非不可以，阶梯水价的出台就是基于此。但是，由于社会对价格的敏感性，阶梯水价的设定，也要充分考虑家庭的“刚需性”用水量，只对超出正常用水量的“奢侈性”用水逐级提高水价。由此可见，水价的制定必须具有合理性与公益性，涨价必须师出有名。必须指出，一些地方对水价在内的公共资源产品实施涨价时，最被社会诟病之处往往是成本不透明。或者说，社会质疑各种人为的“跑冒滴漏”都被算进水价等公共资源价格成本。在此情况下，有关部门未做透明性解读，反而试图“霸王硬上弓”，听证会代表的表决又与草根儿意愿不一致，自然会引发舆论沸腾。消费者是不喜欢涨价，但若涨价真是出于明明白白的成本考量，无可厚非。怕就怕，涨价裹挟了不当得利，“涨价是政府工作职能”的论调更令人惊愕。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