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改革需要“我不例外”的诚意

这几天，北大教授钱理群夫妇将进养老院的消息成为话题，引发关于养老问题的热议。消息最初源自北大教授温儒敏的微博：“虽然知道他们早在酝酿，现在真要去了，未免有些失落与感慨。今天与钱老通电话，证实此事。从电话中感到老同学兴致还不错，说总要走这一步。据说养老院条件还好，他把很多书都搬去，在那边继续写作。”

从这番话中大约可见，钱老本人对于进养老院是从容的，对于未来在养老院的生活也有规划。但是，相比之下，以温儒敏教授的叹息为代表的一种更为普遍的情绪，却明显没有那么乐观。不少网友的留言中，无奈、惋惜和伤感之情溢于言表。大知识分子怎样养老才能让社会感到妥帖？问题由此展开，但更准确地说，其实是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全体国民如何安顿晚年的集体焦虑藉此一触即发。

现代社会与家庭结构的变化，让异地就业和核心家庭逐渐占据主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因而面临困难与挑战。因种种原因无法由子女承担养老责任的老年人，他们的困境已经构成了社会问题，向社会寻求解决之道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必然方向。眼下，政府对社会养老机构建设的引导与鼓励，正是这样一种顶层设计的体现，把养老交给社会与市场，已经是未来养老制度的一个明确方向。

社会养老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就和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其适用的对象包括所有国民，是大多数人所能想到和经历的必然模式。换言之，即使如钱理群教授夫妇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在制度面前也并无特殊性，他们做出进养老院的决定，既自然又符合国情，本不足以成新闻，倒是社会对常识的唏嘘反应令人玩味。

尽管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持与积极正面的宣传，就目前的社会反响来看，社会机构养老却并非大众乐于选择的养老方式。养老院被视为无奈之选，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大量养老机构品质服务不佳，也有公办和私立养老院资源严重不均，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认为进养老院等同于被家庭抛弃……尽管情况复杂，但似乎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仅仅是“进养老院”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让老年人背负精神压力，恐怕就不能只归于社会的“不领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人的想象中，像钱理群这样的精英阶层是不至于进养老院的，他可以享受到诸如生活秘书或家庭保姆一类的高端服务和保障，而这样的想象也并非毫无根据。很大程度上，精英的选择影响着大众对政策和制度的看法，有些群体在生活、医疗和养老上享受特殊照顾，常常让大众受到一种暗示，如果社会养老足够优越，为什么精英却少有问津？还是说，这种制度只是为一般人所设计，而并不包括精英甚至制度设计者自身？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社会养老制度既然是顶层设计所确定的大方向，就不能仅仅要求大众去主动适应与接受。其实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亦是如此，呼吁、支持、设计改革，就意味着自己也要接受改革后的制度安排，而不能是为别人安排一种制度，自己却可以例外，只有“我不例外”，改革才有最大诚意，最大认同，才会多些感同身受，才会落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