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率12年递增不全因为“渣男浪女”

离婚率12年递增不全因为“渣男浪女”

背景：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北京市离婚登记办理数量也连续12年递增，去年以5万5千余对“领跑”全国各大城市。有专家表示，微信、陌陌等社交工具变成婚姻新杀手。

京华时报发表顾昀的观点：离婚率高不高，固然有社会学上的统计意义，比如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家庭稳定程度；但对个体而言，总体的离婚率高低影响甚微。一个人不可能因为离婚率走高了，也跟风赶时髦离婚一把。男女双方因何走在一起，又为什么分道扬镳，各自最清楚，也只应由双方作出最终抉择。如果个人认为离婚对自己最好，谁也无权干涉，这是婚姻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国内离婚率连续12年递增，很难得出这个社会出了什么乱子的结论。当然，这同样不意味着离婚是好事。男女双方一旦结合，就意味着互相的一份承诺，以及彼此的一份责任。尤其是有了子女以后，婚姻关系还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成长。结婚不能草率，离婚也要慎重。

新京报发表马想斌的观点：社交网络给现实的婚姻带来的冲击，并非技术的作用倾向于破坏，终归还是婚姻关系本身存在的问题。这就如同婚姻本身一样，倘若你的婚姻是幸福的，那么婚姻的存在便是减轻你一个人时的孤独，否则婚姻只能让你更孤独。社交网络于婚姻正是如此，现实中婚姻对象之间的关系疏离，才导致人们去社交网络中寻求满足与人沟通的渴望。要知道，在没有社交网络之前，离婚的问题就已经存在了。离婚攀升，问题不在于社交网络，而在于你婚姻里的爱已经消逝。

小蒋随想：过去离婚比现在少，不代表过去的人过得比现在的人幸福。事实上，凑合过的家庭不在少数，甚至还有女人长期忍受家庭暴力，却出于面子或经济不独立等因素，难以提出离婚。当下，男女双方在社会权益上更平等，法治观念愈发强烈，冲破牢笼般的“围城”便是一种理智选择。此外，外出打工的人群数以亿计，夫妻中一方外出，一方留守，长期两地分居，也增加了双方隔阂与情感淡漠的几率，人性的善变与新的选择的出现加速了婚姻的解体。当然，还有一些人“有贼心有贼胆”，仅因为“几年之痒”就出轨，这更多属于“渣男与浪女”式人品问题。说到底，离婚率增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有的离婚对双方都是解脱，有的离婚则会产生包括财产与子女“分割”上的涟漪性伤害，所以离婚的利与弊无法一概而论。至于网聊工具对离婚的“贡献”，反倒是次要的。

副局长“退休扶贫论”纯属期权腐败

背景：为两家医院在医保审批上“打招呼”，宝鸡市人社局原副局长拿到了17.6万元感谢费。何宝林交代，当时对行贿者说“现在收钱不妥，等退休了你再扶贫吧”。

扬子晚报发表朱四倍的观点：“等退休了你再扶贫”依旧是权力期权化的变种，就是官员在与利益方进行“权钱交易”时暂不兑现，而是待到自己离职或退职后，到对方的企业或机构接受所谓的聘任，甚至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这种做法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不仅权钱交易时公众无从知晓，相关部门也难以做到明察秋毫，因此，成为不少官员的“集体选择”。“等退休了你再扶贫”充分证明了某些官员作为无赖的可能性。惟有通过制度约束，避免权力监管制度的灰色地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使官员行为透明化，缩小期权空间，让官员明白，期权化并不是可靠安全港，同样随时会受到法律惩处，才能达到治理的目标。

小蒋随想：“扶贫”这个词很值得揣摩，这说明何宝林自嘲是“贫困户”。相对于老板，干部群体是钱少，这也是一些干部心理失衡并伸手的根源。但这事得分跟谁比，较之普通社会职工，干部们的收入显然不能算低，更不要说与农民兄弟相比。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如果认为自己“屈才”，可以离开行政岗位，这是自由选择，但不能把持着公权力发个人横财，这是赤裸裸的权力腐败。官员退休了，商人再“扶贫”，不过是期权腐败变一种说法而已。打击期权腐败，一方面要限制官员在职时的权力行使，另一方面则需要离职审计以及反腐追责终身制。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