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派出所自杀获“救助金”有多混沌？

农妇派出所自杀获“救助金”有多混沌？

背景：6月16日早晨，58岁的蒋玉玲被发现在派出所院内自缢身亡。6月29日，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通报称，初步调查排除他杀；此前，因儿子闫智勇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蒋玉玲被家人送到派出所，连续数日吃住在派出所，要求释放其子。目前，蒋玉玲家属表示获得一笔救助金，数额不便透露，因事情已经解决，不再接受采访。

新京报发表马涤明的观点：禹州市这起农妇自缢事件，如果确如官方所称，派出所无任何过错，“救助金”既不合理，更不合法。按理说，上级或当地人大应追究政府部门滥用权力、滥花财政资金的责任。而问题也正在于此——滥赔付的问题，似乎从来就没有责任一说。主要问题是，不知道谁在为财政资金、公共利益负责。纳税人对滥用税款行为最为不满，但纳税人的话语权又是最弱的。如果农妇到派出所无理取闹，或是家人强送其到派出所“捞人”，导致了农妇寻短见，派出所甚至公安局、镇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闹派出所、以吃住在派出所的方式相要挟，已经涉嫌妨碍公务、扰乱国家机关秩序。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当时就应依法处理这件事。而某些人所以信奉“一闹就灵”，闹大了就有人重视、赔付、救助，一个原因是地方官员善于息事宁人，一个原因是税款好花，没人心疼。

小蒋随想：如果警方以妨碍公务、扰乱国家机关秩序为由，早前就对蒋玉玲实施行政拘留，某些质疑者恐怕又会有别的说法。比如，如果没有冤情，谁会到派出所去闹？警方有无滥用警权？而且，谁能保证蒋玉玲“被处理”就不会自杀？如果人死在拘留所，某些“评论家”指不定会说出什么。蒋玉玲死了，如果官方不给“救助金”，会不会又出现“太冷血”的言论？谈这些，不是说官方给“救助金”是“合理”的。作为“不明真相者”，笔者也不敢妄论警方“没责任”。只想说，无论出现何种状况，这种事都可能被一些人质疑、微词乃至抨击。尤其是在地方管理者与民众之间缺少信任的背景下，浑水可能被搅得更浑。某些人为何有胆子“无理搅三分”，一大原因也是借助混沌的舆论，去谋取不当的利益和诉求。至于某些管理者，公信力不足，处置不智慧，也难免深陷舆论漩涡，难以自我“撇清”。

部委向下级“借车”，车改须防暗渡陈仓

背景：2014年度中央审计报告近日公布，报告显示，公务用车和公务接待方面，科技部、文化部等33个部门和单位长期占用其他单位车辆。报告指出，2014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58.8亿元，比预算数减少12.71亿元，但与上年相比，很多违规问题“下沉”至所属单位。

新京报发表观点：无论是占车还是占人，均属违规，更别说其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去年7月中办和国办印发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各部门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此前舆论担心，囿于行政传导链条较长，在地方、基层易出现这类情况。可如今连一些国家部委都顶风违纪，试问车改严肃性何在？“借用”其他单位车辆现象多发，也提醒车改监管部门：车改不能光看是否管好狭义范围内的公车，也要管住类似于“变相配车”的其他乱象。公车改革的关键，还在于管住权力滥用的通道，这就需要让监管覆盖面与震慑力更强，严厉打击阳奉阴违的做法。如果车改在“制度最严”与“路径弹性”之间游移，或许难以摆脱潮起潮落的轮回。

小蒋随想：违规之后怎么办？还车、还司机就拉倒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是“不占白不占，占了也白占”？可要说处罚，又能给予怎样的处罚？处罚轻了，恐怕无法以儆效尤。处罚重了，又会形成局部官场“地震”。这是一种现实尴尬，也是“法不责众”根源。但仍要说，违规就必须处罚，高压线若不通电无异于橡皮筋。除了处罚之外，还要看限制并监督权力这一根本。下级单位为何给上级“供车”？无论是主动送，还是被动给，还不是因为上级有权力？送好了，可以获得升迁、审批等各种好处。退一步说，也不至于被穿小鞋、被找麻烦。正常的行政路径，被不当行使的权力“乱搞”，本质就是滥用权力。这说明权力仍未受到严格约束，某些审批与人事任用还是由领导个人说了算。公车滥用说到底只是表层问题，如果权力滥用的病根不除，还会滋生其他的毛病。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