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怒杀奸妻者”被判无期太重了吗？

“丈夫怒杀奸妻者”被判无期太重了吗？

背景：一起案件引发普遍质疑——被告目睹了妻子被强奸，一怒之下和强奸者扭打在一起，最终取刀砍死对方，被告因此被温州市中院判处无期徒刑。不少人对法院判决嗤之以鼻，或讽刺或批评。有网站发起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认为该案量刑太重。

新京报发表叶竹盛的观点：案发时，被害人实施了强奸，被告人出现后，被害人停止强奸，与被告人扭打，并有跪地求饶的情节，但被告人还是出于激愤，斩杀了被害人。此后被告人潜逃八年，被通缉后，投案自首。从这些事实判断，被告人有效制止被害人的强奸行为后，仍继续施害，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围，构成了故意杀人，因此法院在定罪上应当是没问题的，最大的争议点在量刑上。近年来，一些地方也出现过一些特殊情况下杀人的案例，例如2011年东莞女白领无奈之下溺死自己的脑瘫双胞胎孩子案，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法院在判决中分析了被告人长期积累的精神压力、社会危害性等情节，认为此案“情节较轻”。此案判决结果广受认可。法院在具体个案中，应更为审慎，辨析每个细节，通融常情常理，再结合法律精神，才可能作为合理且服众的判决，这不仅是司法判决的内在要求，对维护司法形象也至关重要。

小蒋随想：法不外乎人情，意思是法律不应超出人的情感之外，法律应符合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许多人认为该案量刑太重，说明这一司法判决有待商榷。围观者恐怕都在换位思考，眼看着妻子被人强奸，那名丈夫不可能还“保持理性”。即便扭打之后强奸者求饶，丈夫就能立刻“息怒”？被羞辱、愤怒、仇恨充斥头脑，这名丈夫是杀人了，但其行为并非“不可理解”。该案的最大争议在于，判决让众人感觉缺少人性常情，被质疑没有充分考虑案件的因果关系，还可能夸大了被强奸女子的丈夫杀强奸犯的“社会危害性”。何况，被告人还是投案自首。无论是从“有情可原”的角度，还是以从轻量刑的条件来看，无期徒刑恐怕都过重。

农民工维权反被拘留，谁不作为不理性？

背景：因劳动纠纷迟迟未解决，农民工张蓬冲与工友先后到湛河区政府和平顶山市公安局反映诉求，同时给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局先后各送了一面“不作为奖”锦旗，随后张蓬冲等人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为由行政拘留。张蓬冲又将平顶山市公安局光明路分局、光明路派出所告上法庭。

中国青年报发表殷国安的观点：40多人敲打铁碗、呼喊口号，确实可能对正常工作有所影响。但是，如果有关领导及时出面接待和处理，问题或许就能得到解决。即使依法办事，也完全可以不拘留，改为教育、警告之类。换个角度看，假如送的是表扬锦旗或感谢信，也可能会影响信访局的正常工作，他们还会被拘留吗？政府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欢迎一切批评，即使批评失当，或者言过其实，政府部门也应该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雅量。想靠拘留挡住群众批评是不可能的，除了让政府形象受损，实在没有更大的意义。

京华时报发表谌尘的观点：你说我“不作为”，我立即“作为”给你看。只是，这番作为一错再错——涉嫌违法使用强制手段打压和报复批评者。警方这种草率作为的结果，不但将自己送上了被告席，更送上了社会舆论的曝光台，网上的如潮批评即是证明。当然，站上被告席不一定会输掉官司，但输掉民意支持已是既成事实了。百姓送不作为锦旗，是一种督促，政府部门更应反思内部办事流程、问责机制有无疏漏。内部反思较真了，收到不作为锦旗的尴尬自可避免。

小蒋随想：农民工找管理部门是维权，是把后者当“娘家人”。本质上，这是希望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可当“正当途径”梗阻且不作为，让农民工怎么办？难道只能自认倒霉？事实上，一些维权的“剑走偏锋”，时常是无奈之举。单纯指责农民工“不理性”本身就未必理性。某些管理者并未从自身找原因，甚至还蛮横地将维权者抓起来，这既是在激化矛盾，又是把矛头转向自己。现在总说管理的智慧，可某些地方管理者的表现却很愚蠢，这是吊诡的。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