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教材定价权下移，能带来多少正效益？

国家发改委表示下放教材和部分服务价格定价权限。教材和教辅材料的印张(印一本书需多少纸张)基准价及零售价格，由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出版行政部门按照微利原则确定。（6月10日《新京报》）

理想状态下，定价权的下移，将有利于各地结合具体实际，来灵活制定一个合理价格。但，所谓“合理价格”，到底会更高还是更低，到底会增加还是减少财政开支，就难说了。各方普遍关心的是，教材定价机制的调整，会导致何种后果？

众所周知，义务教育阶段免收课本费，教材采购统一由公共财政买单。这意味着，无论师生抑或家长，对教材价格往往都缺乏敏感。可以预见，定价权下移或将引起的价格变动，更多将被体制内消化，而不至于激起明显的民间反弹……但也正因此人数众多的“终端使用者”，缺乏参与教材价格监督的动力。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每每谈及教材价格，我们总是称之为“定价”而非“议价”。这无疑在表明，价格主管和出版行政部门，主导了整个定价过程，而出版社等产销机构只能“接受定价”。此一格局，当真合理吗？

行政化的价格管制，往往会衍生种种并发症。比如说，暗箱操作的利益合谋：当“定价权”成为有关部门的一项职权，其便很有可能被厂商一方公关、收买。在教材经营领域，由来已久的地域化区隔，以及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共同造成了熟人交易、暗室交易等情形盛行。公开招投标的普遍缺失，使得教材采购在很多时候，面临着暗地勾兑的风险。在该背景下，为少数部门所掌握的“定价过程”，远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可靠、可信。

教材定价权的下移，理应产生某些正效益。只不过，在采购模式落后，定价过程封闭的现实内，这一正效益显得颇为可疑。要知道，在特定区域，占据教材市场的也就那几家出版社。这种熟络的、稳定的默契关系，极可能让充分的议价、竞价变得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