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放开教材定价当防“抓死放乱”

9日，国家发改委表示下放教材和部分服务价格定价权限。下放到省级管理的定价项目包括教材价格，即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的教科书和列入评议公告目录的教辅材料印张基准价。

多年来，中小学教材出版是出版业一艘航母——2013年，我国接受学历教育的中小学生有1.6亿多人（不含职业中学和成人中小学），加上重印率几乎100%、提前征订没有退货、政府采购极少有坏账等等，优势非一般图书可比，因此一向出版社被视为“禁脔”。由于包赚不赔、利润丰厚，出版系统与教材系统、老教材社与新教材社，教材社与发行单位的博弈也随之展开，历史与现实交织，计划与市场碰撞，引发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小学教材定价权下放，将改写过去统得过严、管得过死的局面，回归到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轨道上来。方向是对的，但也有可能产生一些问题。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进退失据，有的领域改革就出现这种困境，中小学教材定价权下放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免令人忧心。在我看来，至少潜藏三种风险：搭便车风险、质量风险、寻租风险。第一，教材定价权下放，公众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涨价。国家定价秉持“保本微利”原则，一旦权限下放，权力主体骤然增多，这个原则还会被恪守吗？基本上可以预判，教材会涨价，就怕搭便车效应，教辅书和高中教材也会跟风涨价。第二，教材价格有天花板，牺牲质量便成为某些人的替代方案，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如果说装帧粗糙、印刷效果差只是美观问题，那么，字体过小、字距过窄、行距过密、油墨质量孬则直接影响中小学生身体健康，不是小事。第三，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管理体系中，审批权限有多大，寻租风险有多大。中小学教材定价权下放，寻租难度降低，风险随之加大，不得不防。

中小学教材事关亿万孩子、家庭福祉，是一种公共产品，不能完全让市场定价。哪怕将定价权下放到省级管理部门，仍然要制度到位、管理到岗，防止出现一放就乱的尴尬局面出现。其中，“保本微利”仍是重要的原则，同时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教材生产的信息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