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统计发现,有29位上市国企董事长的年薪涨幅超过了100%,除去8位前一年年薪“基数”低于10万元的,仍有21位董事长在年薪10万元以上的基础上,获得了超过100%幅度的涨薪。年报中,相关国企上市公司都未披露董事长涨薪的具体理由,多数只是在年报中表示,董监高的薪资水平根据企业业绩来决定。(6月1日《新京报》)
2014年8月,中央发布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国企领导与普通职工收入不得超过8倍,这也导致了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地方层面同样需要这样的改革,降薪依然会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然而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同样作为国企,在性质上又完全不同,比如其间既有公益性国企,又有竞争性国企,既有垄断型国企,又有完全市场化国企,在盈利的贡献率上又完全不一样。同时,国有独资和股份制,上市与非上市企业,现代化管理和非现代化管理企业之间,又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使得对国企老总的薪酬问题,既不能搞为降薪而降薪的“一刀切”,又不能不受限制的“无限涨”。
限薪与否,怎么限薪,首先要解决的是“以何为参照”的标准问题。国企老总的薪水,究竟是按照个人贡献率,还是按照社会平均收入,或者以所属企业的平均收入,对其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若是制度层面本身不公平,即便同属于国企老总,也可能在收入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之产生新的心理落差。因而,对国企高管们的薪水问题还需要系统性的改革,以达到科学化、合理化和制度化的统一。
其实国企老总们该拿多少薪水,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法国总统奥朗德2012年刚上台执政时,推出法令对国企高管实行“年薪封顶”,国企高管年薪最高为45万欧元,即法国最低工资的27.5倍。根据媒体的计算,参照法国的同等做法,中国国企高管年薪最多不应超过48万元。很显然,那些年薪过百万,或者企业效益不断下滑而老总们的薪水还不断上涨者,至少不符合“薪水道德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张杰称,好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市场的逻辑,就是对社会贡献多的人应该多得,国企经理层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操作,达到标准年薪上亿元也可以。让市场归市场,让政府归政府,这个原则在国企降薪上应当得到体现。总的说来,可以在限定上限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红。也就是说,以社会平均工资作为基数,确定相应的倍数,作为对国企高管们薪水的最高限期。然后再根据企业的盈利能力、高管们的贡献大小,进行利润分红和利益分成,以体现薪酬完全市场化的原则,从而让国企的高管们向“职业经理人”转变。
当然,在国企没有去行政化,其高管依然还属于“体制内”的人员的情况下,参照既有公务员的标准,进行总额限制的薪酬改革相当必要。至少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确定的原则,落到实处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