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万元上武大”咋没人捅破骗局窗纸？

“15万元上武大”咋没人捅破骗局窗纸？

背景：几名90后学生每人交15万元“就读”武汉大学4年，毕业时竟发现自己没有学籍。5月22日，一名当事学生张鹏（化名）回忆这4年经历，坦承曾发现自己与其他同学不同。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回应称：这是一起盗用武大名义进行的招生诈骗事件。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刑事拘留。

华商报发表朱昌俊的观点：此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是那名叫王杰的“辅导员”。按道理，高校辅导员的招聘应该有着较为严格的审查条件，为何一名行骗者能够轻易担任辅导员？另一个值得深思的地方是，当受骗学生向任课老师表达为何自己从未被点名的疑问时，得到的答复都是求助“辅导员”。事后假设，如果有一名教师意识到这其中可能存在的不正常，或许骗局早就被戳破了。是老师太过大意，还是如今大学师生关系疏远化的必然结果？而在身边的同学看来，这些“特殊学生”没有学生证，进不了图书馆，没有饭卡，不参加班会，虽“感觉和我们还是不同”，但最终却依然选择了“也不好多说什么”。这种“不好多说”的心理到底是怕成为真相的揭露者，还是只是“精致利己主义”的又一例证？

新京报发表熊丙奇的观点：多年来，教育部一直发出招生诈骗警示，可还是有家长不信邪。这也再次提醒学生和家长，不要轻信所谓的“潜规则”。在这起事件中，学生们早已发现不对劲，可是，却一再被“特殊处理”所迷惑——因为自己本就是由非正规渠道录取，也就不敢公开维权，这也是这类诈骗案的共同特点，直到被骗者已经走投无路，才报警。而从某种程度说，这些被骗者，也是诈骗的共谋者。武汉大学这起事件，应该彻查真相，严肃处理所有涉事人员，同时，向社会公布完善学校管理的举措，这样才能让社会、家长相信，大学招生没有任何潜规则，也没有任何非法机会可乘。

小蒋随想：相对于每人被骗15万元，损失四年“就读时光”，更让受骗者付出了高昂的时间成本。当了4年武大的“旁听生”，受骗者固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但在学历等同于求职敲门砖的当下，没有“正宗学历”的他们的求职竞争力堪忧。这件事最大的问题在于，各方都对种种不正常不深究。如果说受骗学生自己因心虚而不深究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授课老师以及“正牌同窗”对于“特殊学生”都不好说什么，只能证明他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学本该是求真、探索的地方，但本案中的各方似乎都怀有一种“潜规则”心态，谁也不愿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看背后究竟是什么。不是骗子太狡猾，那是因为什么呢？

“杀头”都难绝贪腐，体验“铁窗”能倡廉吗？

背景：近日，湖北省十堰市70余名重权在握的市直部门“一把手”及其配偶走进市看守所警示教育基地“监区”体验，聆听落马官员“现身说法”，感受“高墙下”与“铁窗内”的人生落差。

新京报发表张贵峰的观点：网友对此普遍显得不太买账。并没有多少可靠的事实表明，曾有多少官员仅仅因为依靠配偶的劝诫、家庭“廉内助”的感化便“幡然悔悟”、及时“罢手收手”；相反，在太多的现实腐败案例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仍是“夫妻合谋贪赃”之类“沆瀣一气”甚至“全家总动员”式家庭、家族腐败。此类反腐教育，看似鲜活生动，但显然并不真正属于治本范畴内的“制度反腐”举措，不可能真正显示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并不足以令官员“不敢、不能、不想贪”。在反腐方面，有些地方道德劝诫性质的“配偶体验感化”不是不可以搞，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加大反腐力度，同时加快简政放权改革，强化制度建设，让权力受到约束和监督。

小蒋随想：贪赃枉法会得到怎样的下场有几种情况——一种是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另一种是多年潜伏，虽未被发现却始终惶恐；还有则是携款外逃，成为境外“情妇街”、“贪官村”的一份子。对于上述情况，各级权力者与其家眷其实都很清楚。但清楚是一回事，会不会引起前车之鉴是另一回事。过去，一些大贪官甚至被判处死刑，尚且没有令一些人收手；如今，在少杀慎杀下，经济型犯罪已不适用死刑，参观牢房、看阶下囚，会令多少心怀不轨者不滥权？腐败者皆怀有不被抓、逍遥法外的侥幸心理，这种“人性中的恶”是很难根除的。关键还是要依法限权，构筑“没法腐”的制度高墙，不能过度依赖“个人觉悟”。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