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父还债”，社会信任建设的“乡土经验”

这些年，在宁夏平原古老的唐徕渠旁，杨林替父还债的事迹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9年前，因为救人，父亲杨志明突然离开了人世，还留下一大笔外债。年复一年，儿子杨林替父还债，直到今年年初，才彻底还完19.7万元欠款。作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杨林的事迹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点赞。 (5月21日《中国青年报》)

生命如此脆弱，脆弱到一次不经意的邂逅，都可能改变人生轨迹。面对落水儿童，杨志明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勇敢地伸出了双手。然而，由于见义勇为保障机制的匮乏，他的善举不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激励和认同，反而让一个原本充满光亮和温暖的家庭陷入了困境。

在道德焦虑、利他行为动力不足的当下，“替父还债”、“替子还债”的诚信样本一次又一次打动我们。从法律规范上讲，作为父亲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杨林应当在继承父亲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父亲所欠债务。只不过，当父亲所欠债务超过所留遗产，“替父还债”就是一种超越法律义务的责任和担当。

有欠条也好，没有欠条也罢，面对上门讨债的乡里乡亲，杨林并没有选择赖账，而是将父亲的欠条写成自己的，承诺由自己来还钱——在现代的法理叙事中，契约就是书面上的白纸黑字；在传统的道德叙事中，契约就是一种说话算数的“良知”，是一种自我约束机制。“抬不起头”、“没脸做人”的背后，是杨林对家庭观念的尊重与回应。

“替父还债”不仅说明了一种亲子关系，也恰恰表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人格建构模式。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中国的个体不是仅仅凭借出生就可以拥有自主性的个体，而是必须扮演好一生中各种各样的角色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倘若杨林选择了逃避，就会影响父亲和自己的口碑和声望，在社会评价体系中“低人一等”。

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面对机会主义盛行、诚信缺失的种种乱象，许多人都着眼于制度和基础秩序的重建，却忽视了对人性的“救赎”。只有当个体的人性价值得到充分的重视，公共秩序和社会文明才会得到坚固的支撑。毕竟，再完美的制度也难免存在“漏洞”，而能够有效地堵着这些漏洞的，就是人性中的善良和责任。

亲戚朋友、邻居愿意借钱并且不打欠条，源于一种社会信任；不愿意辜负别人的信任、不愿意亏欠别人的“替父还债”，也是为了坚守良知、重建社会信任。推进依法治理社会既需要制度建设的伸展，也离不开良知唤醒和人性救赎。 “替父还债”的细节推动，看似微弱，却为社会信任建设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乡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