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开房就被抓”，警方错了该咋办？

“小伙开房就被抓”，警方错了该咋办？

背景：大连小伙李某这两天火了。他向杭州媒体抱怨，每次出差住酒店，当地派出所就会来找他，将他带走，原因是他与一贩毒者同名。对此，杭州警方信誓旦旦称，没搞错，李某就是个“毒贩”，李某因此被媒体冠以“影帝”之名。不料，大连警方随后又证明了李某的清白，李某被错录的个人信息终被警方删除。剧情的翻转令人大跌眼镜。

新京报发表观点：这样的结果是媒体深度介入，舆情持续发酵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幕三折，李某还能得到一句“道歉”吗？答案是：不敢乐观。实际上，李某的“开房等警察来抓”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以至于一年多来，他已养成习惯，每到一地，一入住酒店后就在客房里等警察来。如果说之前李某的信息是被误录，在李某三番五次证明了自己不是警方要抓的嫌犯之后，警方理当改正自己的错误。可是一年多愣是没改过来。该改不改，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精神状态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焦虑之中，这已不能叫懒政，而应叫“渎职”了。

京华时报发表王灏军的观点：大连警方还称，市民李某对甘井子公安分局的举动表示能够原谅，只要求尽快恢复自己名誉，能够正常生活工作。当然，李某有权投诉，甚至有权要求追责，还有权要求警方赔偿，但李某也有权“原谅”。很难判断这句“原谅”里，被迫和无奈各占几成。对于警方来说，公民的原谅绝不应是“松了一口气”，而更应成为查摆问题、推进问责、改善作风的起点。工作失误与玩忽职守只有一线之隔。没有切实的善后和有效的责任追究，类似的工作失误甚至玩忽职守就不会得到遏制。

小蒋随想：中国人多，同名同姓的概率很大。但这不是一人犯罪，同名同姓者受牵连的理由。毕竟，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身份证号、籍贯与户籍信息、犯罪被抓后的指纹与照片采集等一系列的东西，可以用于验明正身。大连警方其实早就知道“此李某非彼李某”，但就是不改掉被错录的信息。往轻了说，这是懒散惰性，无视“群众利益无小事”；往重了说，则是渎职侵权，是执法者对法治严肃性的公然亵渎。杭州警方则自负过头，根本没想过“万一不是”。这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既然“嫌疑人”喊冤，找原始信息录入的异地警方核实一下有多难？何必急吼吼地嚷嚷“没错”？人都可能犯错，可怕的是明知错误而不改，或对错误“无所谓”。

“提速降费”不给力，通信大佬打啥算盘

背景：面对李克强总理在两个月内连续敦促“提网速、降网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公布了各自的提速降费方案。可是，诸如2017年才能实施、夜间流量优惠等，令公众难掩失望之情。

华商报发表杨鹏的观点：如果说网费和流量，过去还只是一个相对单纯的民生成本问题，而今天则关涉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的大问题。试想，倘若电信资费一直高企，如何又能指望“互联网+”能够铸就辉煌？在一个倡导创业创新的时代里，不能上头热，下头冷；上面急，下面慢；同时，作为基础行业的电信行业，更没有理由在资费问题上敷衍乃至忽悠。

新京报发表谭浩俊的观点：三大运营商能够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拿出提速降费方案，也可以算是有一定诚意的。但是，指望着靠行政推动的改革，想修成正果，恐怕会很难。只要有垄断做依靠，企业就不可能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打破垄断，降低市场进入门槛，让非公有制资本进入通信领域，注入更多市场元素，是最核心的问题。加快通信领域的改革步伐，尽快建立开放、有序的竞争格局。到时候，即便因为客观因素的影响，速度、资费等都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消费者也容易接受一些。

小蒋随想：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从数量上看，运营商不算少。问题是，这三家深谙“纳什均衡”理论，经营策略是“合则互利”、“斗则俱败”，因而心照不宣地一致维持较高的业务资费，谁也不愿“真情”降价。对各家运营商而言，这种均衡状态可以使彼此获得利益最大化。但对消费者而言，营运商们的“均衡”定价则在事实上形成价格垄断，消费者只能面对“天下乌鸦一样黑”。同时，我国的“实体性”通信牌照并未增加，新兴的“虚拟运营商”必须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传统运营商处“批发”线路与流量。所以，没有自有骨干通信网络的“虚拟运行商”根本无法与“传统三强”形成有效竞争。此时，市场自我调整可能是失灵的。李克强总理近期两次敦促“提网速、降网费”，其实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传统三强”的提速降费方案并未使公众满意，不出人意料。对社会而言，仍需“蚂蚁啃骨头”般驱使电信业大佬放下傲慢的头颅。对管理层来说，如何对通信行业进行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审慎思量。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