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不敢看医生的“抑郁官员”号号脉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不愿主动就诊，担心这病影响仕途，一些“问题”官员只是私人介绍，不走医保，怕医院泄露秘密。（5月12日北京青年报）

一些官员患抑郁症后不敢公开看医生，怕泄露秘密，其内在心态复杂。一者，可能害怕因此引起有关方面关注，影响其任职评价，因“身体健康”影响晋升；二者，不排除一些人的“抑郁症”是“心理病”，是干了坏事、违法乱纪之后的“害怕”。他们当然不敢公开到医院去看类似的疾病。然而，无论怎样，一些官员患抑郁症的事实是客观的，并不会因为部分官员不敢到正规医院、不敢走医保而减少。

据中国青年报不完全统计, 仅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超过4成。在54名非正常死亡官员中有23人是自杀身亡，在自杀原因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大诱因。因为抑郁症或疑似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官员至少有8人。根据公开资料，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白中仁。2014年1月4日，白中仁在家中发生意外，死因至今尚未公开。家属称其患有抑郁症。南方周末曾梳理相关媒体公开报道发现，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涉及26个省份。所以，患抑郁症的官员在官员群体中确实是存在的，也是各地广泛分布的，这已经成为当前威胁官员健康的“一大隐患”，值得引起重视。

从医疗科学的角度，“抑郁病”并未不可预防和治疗，早些预防、早些发现和进行干预，往往效果最佳。而哪些不敢走医保的“抑郁症”官员，恰恰因为其“不敢公开看病”的隐讳心理存在，进一步诱导和加剧了病情。因此，这些官员更应该受到关注。患抑郁症，多数原因是心理问题。工作压力大者有之，但多数官员从“抑郁”到“自杀”，多与自身不检点、涉嫌腐败有关。一些官员所谓的压力，多是精神焦虑方面的，最大的成因往往是“腐败”之后可能的“被查处”的心理压力。媒体曾报道，某省部级官员在被查处前“睡不好觉”、天天焦虑不安，而某一天被“双规”之后据他自己称，反而“吃的香、睡的好”。某些贪官进监狱后，反而“三高”没了、身体反而好了，原因无他，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里还会“抑郁”和“焦虑”呢？心病还得心药治。只要官员们坚持操守，认真履职，不干亏心事，心里坦荡荡，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对工作对民众满腔热情、真心付出，像类似的“心理疾病”尤其是“腐败心虚病”是很难找上门的。

当然，并不排除一些尽心尽职的官员也会得“抑郁症”。譬如，多年来辛苦付出，但升迁晋职却面临“天花板”；岗位特殊，工作加班加点，长期不能很好休息，“累”出心理上的“毛病”也是可能的。这就需要从外部制度和机制上进行改良。对于公务人员群体尤其是特殊岗位上的官员群体，应该充分保障他们的休息休假权利，一些官员岗位“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牛晚”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国家有关方面也应该从制度机制为他们“减负”。另外，普通公务员岗位和官员岗位，说白了都是为民服务的岗位，无论官大与小，都应该没有任何特权，各级官员应该有这一清醒认识也应该“看得开”职务升迁。社会舆论也应该更多的“平视”公务人员群体，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以及从制度上加强约束公权力等等。这都是让官员心理“轻松”、少患“抑郁症”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