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仅仅是暴打学生的老师有错?

只因不愿住在班主任老师家里“补课”，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天宏小学三年级学生李某宇，一次次遭到棍棒抽打、被扇耳光，甚至被老师抓住头部撞向墙壁。之后，经与学校协商，李某宇转到其他班，又被新班主任呵斥“滚出去”。李某宇的母亲何女士称，已决定给孩子转学，并要求学校支付“转学费”(《南方都市报》5月12日报道）。

这样的故事似乎已经不新鲜，老师体罚学生，居然有成为常态化的趋势。而李某宇被殴打，不仅在于其不愿意“补课”，更在于他是老师眼中的“差生”。老师有偿补课、体罚李某宇，另一名老师让李某宇“滚出去”，都基于同样的逻辑，就是不让这样的“差生”拖累全班成绩。

体罚李某宇的班主任被开除，这几乎成为每次类似事件被曝光后、学校一贯采取的危机公关手段。姑且不论这种处罚力度是否过轻，更重要的是，老师因为学生成绩差、不愿“补课”而体罚学生，恐怕不仅仅是她个人好恶，更来自于分数至上的考核体系驱动。在许多学校，老师的职务高低、收入多寡，往往都与所教课业以及班级成绩挂钩，这甚至会被认为攸关一所学校的前途，一个地区的教育政绩。

甚至在众多新闻跟贴中，也有身为家长的网友表达了对被开除老师的同情。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用分数来衡量一个学生的好与坏、一位老师的优秀与否、一所学校是否能称其为重点或非重点，都是不争的现实。作为孩子，不仅要在学校与同学在试卷测试中进行近乎白热化的成绩竞争，更要凭借分数来获取在老师和学校价值排序中的优等与差等之分，同样也在家庭当中承受着来自父母甚至更上一辈望子成龙的沉重压力

也因此，家长、教师、学校甚至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孩子的所谓素质评价，就等同于一纸成绩。一旦孩子处于分数竞争的不利位置，几乎就被认定为已然处于应试教育体系的淘汰边缘。一个分数不理想的学生，不仅会遭受某个老师的厌弃，更成为整个应试教育体系的累赘。

因为成绩差，学生不仅会遭受可能来自老师的体罚，更会从始至终面临被歧视的厄运——被好学生嫌弃、被安排到靠后的位置、考试时甚至通知其没有资格参加……这是比看得见的体罚更恶劣的隐性伤害。孩子们只有在没完没了的补课中，寻求成绩速成的命运转机，否则就难逃应试大棒挥舞下的暴力循环。

难道仅仅是暴打学生的老师有错?这些往往接受过完整师范或其他大学高等教育、走上教师岗位的年轻人，何以会如此狠心地对待学生？如果说，一两起偶发事件，可能与个体素质有关，那么如此大面积的老师体罚学生（往往是所谓“差生”），恐怕就要反思更深层次的体制和文化因素。

尽管社会呼唤了这么多年素质教育改革，然而应试的思维和利益镣铐，依然紧紧缠绕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身上，成为他们共同的心魔，让歧视、体罚等违背教育本质的行为屡屡发生，难道不值得教育体制的设计和执行层为之检讨，并进一步讨论素质教育改革路在何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