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官上交5500万犹如“花柳病装处子”

腐官上交5500万犹如“花柳病装处子”

背景：日前，贵州省黔东南州原副州长、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案开庭审理，“廉政金”成为舆论争论的焦点。16年来，洪金洲一边陆续上交“廉政金”5500余万，一边继续大肆收受贿赂，被调查时家中还藏有赃款2000多万。“廉政金”究竟是防火墙还是挡箭牌，引起公众质疑。

京华时报发表兵临的观点：在法理上，构成“拒贿”的条件必须是及时、主动并足额上交“廉政金”。“及时”意味着必须在收受款物后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上交，如果因为长时间担惊受怕或受到有关部门调查后上交，则不能认定为拒贿；“主动”意味着主观上具有不愿不想受贿的心态，如果只是为了打掩护，则不能认定为主动上交，至多是主动退赃而已；“足额”要求全额上交受贿财物，不能交一半留一半，否则也不能认定为可以免责的情形。只有确立这三项基本原则，才能避免有人钻空子。据洪金洲供述，上交“廉政金”是由于“惧怕”和“打消别人对自己的怀疑”。这无疑是将“廉政金”当作了粉饰腐败的道具。对这种情况法院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但在量刑上一般从轻或减轻处罚。

小蒋随想：一个干部上交高达5500万“廉政金”，本身就是很可笑的“廉洁”——如果干部真的清廉，根本无需“先收后交”。“一次次被迫受贿”，累计到高达5500万，真让人怀疑其是否真的“一次次以言语和行动拒绝”行贿。行贿者皆为利来，数千万元的行贿款涉及多少项目与审批？其中难道没有国资流失，或是公共利益受损？在某种程度上，上交5500万“廉政金”的洪金洲，就像身染“花柳病”却说自己“守身如玉”般扯淡。这种巨额上交具有掩耳盗铃的意味，不过是当事贪官试图缓解自己的心虚、逃避监管罢了。当然，这不是说“廉政金”的设立没有意义，对于那些只收了购物卡、小额红包并退回的干部，此举或能起到防微杜渐、自我反省的效果。

吸毒市长“被病假”是官方声音“自黑”

背景：21日，岳阳临湘市市长龚卫国涉嫌吸毒，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就在4月14日前后，湖南岳阳、临湘官场开始流传龚卫国吸毒后被抓的消息并在网上引发热议，此前的官方回应称其因病请假。

新京报发表王刚桥的观点：真相跑在了官方信息披露之前，官方不但没有真诚回应，还抛出“身体不适”、“请假”等托辞以为搪塞。严格来说，这也可归属于“谣言”。在网上，网民将这类的“谣言”称之为“官谣”。涉嫌吸毒的市长被查处，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而常常与媒体和公众打交道的地方宣传部门，更应健全信息披露机制，完善“官谣”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强令宣传部门公布虚假消息的更高层官员，也应纳入究责机制之中。“官谣”的官方性并非可以免予被究责的理由，法律不应也不能存在飞地。

华商报发表杨鹏的观点：近些年，“毒官”接二连三，云南此前爆出过“吸毒州长”杨红卫，去年还开除了9名吸毒的国家公职人员，河北、安徽、山西等地都有过“毒官”丑闻。有的是一个人吸，有的是多名官员聚在一起吸，甚至还有的找卖淫人员陪吸，“吸法”五花八门。屡屡爆出“毒官”，你都有点佩服官场上的“瘾君子”练就了怎样的隐身术而很难被发现？吸毒并不构成刑事犯罪，等待的多是拘留或者强制戒毒；而吸毒者常又伴随着持有毒品，容留吸毒等情节，这可能构成犯罪。那么，毒品从何而来，是否只是一个人吸，有无其他行为？我们需要岳阳的解释，需要案情的披露，从这一个案中去探寻“毒官”们的“隐身术”。

小蒋随想：官方信息的“权威性”，不是有权就能获得的，威信的树立离不开及时、靠谱地披露消息，积极回应民众关切，进而官方声音才会愈发可信并赢得公信力。但不少地方和单位，遇到敏感点乃至丑闻，首先想到的是淡化处理，要么则是打太极、和稀泥。问题是，在是与非面前，没有“中性”地带。如果试图将丑事说得没那么丑，甚至指鹿为马，结果只能是瞎掰说假话。对行政部门而言，如果对某事拿不准，确实要等待调查结果，完全可以告知公众调查处于“进行时”。去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一句“你懂的”也是一种巧妙回应。一些地方与部门急吼吼地、胡乱地否认丑闻，不光涉嫌糊弄群众，还显露出对尚未落马的问题领导的习惯性官本位维护。一地的市长吸毒已经是够大的丑闻了，当地官方还试图掩盖子，更是行政自我抹黑。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