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曾当庭为溺婴妈妈周模英求情轻判,成为公众关注的“明星检察官”。近日,从检23年已经45岁的杨斌因辞职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焦点。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杨斌在“再就业”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办证难。一张“无刑事处罚证明”让她几近抓狂,杨斌打趣地说:“曾经是检察官的我,想要证明自己没犯过罪,还真不是件容易事。”(4月13日京华时报)
证明过多过滥过奇,公众抱怨由来已久,最近合肥市民出境游遭遇被要求“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奇葩事儿,更在舆论场激起喧嚣的涟漪。就连明星检察官转行,尚且难以规避证明难困扰,足见平民百姓在形形色色的证明面前会何等无助和无奈。
“我了解到公安有内网,你上网一查,我有没有犯罪记录,一目了然。”接待女警拒绝了杨斌“走捷径”的建议,倒也显示出公事公办、一视同仁。只是,举手之劳都不愿意给予群众方便,作风如此刻板如何奢谈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
就事论事而言,明星检察官办无犯罪记录证明难,显然不仅折射出体制内的作风痼疾,而且暴露出思想僵化、观念陈旧,仍然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广泛开发、应用,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原本就是为了更好地造福社会大众,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立的数据库束之高阁,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应用于实践,并且创造条件建立共享机制,既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因循守旧、缺失与时俱进意识的具体体现,显然有必要做多层面的深刻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