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西西弗斯式的文学启蒙者 作家中的公民楷模

　　【一种怀念】

　　2015年4月13日，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逝世，享年87岁。其代表作有小说《铁皮鼓》、回忆录《剥洋葱》等。格拉斯生前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相关报道见A23版）

　　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但他首先却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公民。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格拉斯一直坚守着他的信念和追求，即以文学的方式、以西西弗斯的精神持之以恒地从事着他所理解的启蒙工作。

　　格拉斯的启蒙工作主要建立在文学回忆基础之上，他本人就说过，他的小说“总是关乎于历史和对历史的反思”。在包括小说《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在内的《但泽三部曲》中，作者主要回忆和反思的是二战时期的德国历史，在叙述者们虚虚实实、似真似假、游戏式的讲述过程中，历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显露无遗。

　　而在另一部小说《比目鱼》中，作者运用童话的叙述方式消解了日常理性逻辑，让第一人称叙述人在四千多年的人类历史长廊中自由来往，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使得一种“超个人”的回忆成为可能。

　　格拉斯在他的文学回忆过程中所要唤醒的，是历史记载中被忽略了的、因此还需要书写的部分。他尤其善于用具象的方式再现历史，不是列举的数字，而是讲述故事。这样的回忆，不是僵化的、被简化为由日期和事件组成的历史文献，而是一种扩展了的、多层面的、具有活力的历史记忆。

　　注重细节的叙述风格不仅是格拉斯的基本叙事策略，也符合他的历史观。他主张，作家要首先将虚构的世界打碎，以展现真实的多层面性。他尤其重视文学的“感性”启蒙功能，强调文学作品要表现日常生活的感性维度，拒绝描写“摸不着、闻不到、品尝不出味道”的东西。

　　由此可见，格拉斯所坚持的启蒙不是绝对理性视角，而是一种既是思想上也是文学实践意义上的启蒙实验。这种实验性质的启蒙概念首先与身处荒谬之中的人进行选择时的两难境地有关：一方面，他必须警惕形而上学的或者乌托邦式的绝对解决办法，防止重新为自己树立起一个上帝，另一方面，他得避免滑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这一意义上的启蒙首先意味着要让读者意识到世界和历史进程是荒谬的。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格拉斯为什么要在他的小说中不断地展示“荒谬”的原因：如果说《铁皮鼓》展示的以奥斯卡·马策拉特为代表的人物命运的荒谬，那么，《狗年月》则展示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荒谬；在《比目鱼》中，人类历史上的谬误轮回往返，今日中凝固着昨日，同时也在预示着未来；在《母老鼠》中，格拉斯对理性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行了预测，以警告启蒙退化和变异将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人类对自身的教育不是以成熟，而是以死亡而告终。尽管启蒙受到极端化和工具化了的线性理性的损害，但坚持它的意义在于，必须为以荒谬为标志的当前世界找到某种生活准则，而格拉斯寻找到的生活准则不是别的，正是欧洲基督教人道主义传统：博爱。

　　作为一位一生践行文学启蒙理念的文学家，格拉斯所处的荒谬境地犹如西西弗斯面临的不断滚落下来的石头，它是挑战，而不是放弃和断念的理由。石头不可能待在山顶，必须不断地把它往上推。这种循环，即努力，失败，再重新开始，是启蒙反抗的基本形式，也切切实实地贯穿于格拉斯本人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中。正像他在《我的世纪》一书中说的那样：“这是我的世纪——我没有选择它的可能。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感受它的多样性并作出反应……西西弗斯无非就是知道石头不会待在上面，并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没有比石头有一天会待在上面更为可怕的想象了。那将意味着末日的到来。”

　　□冯亚琳（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

　　“让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有些作家以此为盾牌，企图抵制政治于书房和电脑之外，捍卫文学的纯洁与神圣。然而，毕生热衷于政治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对此言另有一番诠释。

　　1973年维也纳演讲，格拉斯对台下的奥地利社会主义党成员说：在你们面前，代表作家发言毫无意义，还不如作为公民发言，“只有当作家把自己看作是公民的时候，公民们才开始把他看作作家”——格拉斯虽不以格言体写作，其文本之中却遍布格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

　　格拉斯的意思十分明确。他参与政治，不是以作家的名义，而是以公民的名义，质言之，其政治行动与文学（无论是作品，还是成就）无关。尽管他的小说从未与政治脱节，作为诗人的他，一度被称为“政治诗人”，然而他还是一再强调，自己作为公民而参与政治。这背后，至少有两重意思，除了打碎政治冷漠，唤醒公民意识，格拉斯还力图说明，文学与政治具有本质差异，倘若混为一谈，不啻是一场灾难。

　　差异何在？连孩子们都关心这一问题。格拉斯解释道：政治遵循权力法则，文学遵循美学规律；政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想获得自己知道的东西，文学想知道自己还不知道的东西；政治产生于妥协，我们由于妥协而生存，妥协则毁坏文学；政治需要议会的监督，文学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最后，我的孩子们想知道，我当作家已可以挣足够的钱，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关注政治。我的回答带有市民的自私自利：这样我才允许继续写我不得不写的东西。”

　　由此可见，格拉斯绝非主张文学应当隔绝于政治而生长在密室之中，“文学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体：我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读者，跟我这位作者一样，都带有政治的烙印；寻找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将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因为甚至月亮的比喻也已突然变得阴森可怕”。这一点，使他区别于那些抵制政治的作家。然而他参与政治，却不同于奥威尔、聂鲁达、马尔克斯等同行。他反对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政治，不仅因为，这样的参与可能会赋予作家以特权，与公民的本位渐行渐远，更是因为，这有可能导致对文学与政治的混淆，而陷入先贤所批判的“文学政治”的泥沼：政治死于文学的抒情，文学死于政治的残酷。

　　就文学与政治、作家与公民的关系而言，格拉斯大抵做到了知行合一。他把小说写作称为“撒谎”，其政治写作的要义，则是真实与真相。晚年写作回忆录《剥洋葱》，他坦言自己在17岁那年参加了党卫军，虽然不曾作恶，这却是一段幽暗的历史。他已经沉默六十载，本可继续沉默，把记忆带进虚无的坟墓，最终还是选择向世界告白，不惧名誉受损，人格受辱。《法兰克福汇报》说道：“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格拉斯答：“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

　　数十年来，格拉斯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从政治谱系上讲，他属于左派，却堪称温和。他抨击极端右翼的同时，不忘批评左翼激进分子。他注重妥协，赞同改良，主张“蜗牛般的和平”。作家谈政治，大都不免归于激情、高蹈、理想化，他却断言“我们的主要弊病是理想主义”（1969年8月）。不妨说，他的文学创作有多么魔幻，他的政治言行就有多么理性。

　　作家当中，格拉斯绝对是公民的楷模。也许，他是这世上将作家与公民这两种身份结合最好的一个。

　　□羽戈（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