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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我妈是我妈”蕴含多少费解与刁难

蒋萌

2015年04月09日15:25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手机看新闻

证明“我妈是我妈”蕴含多少费解与刁难

背景：北京的陈先生准备出境旅游，需要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他想到母亲。但是，得有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如果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这个证明，先别说能不能顺利开出，光想到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更令陈先生窝火的是，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

京华时报发表陈广江的观点：根治证明过多过滥过奇问题，当务之急要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行政壁垒就首先要破除部门“利益壁垒”，难度可想而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向来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顽疾，也是简政放权的重点和难点。这些大大小小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办证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各级政府部门应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让民众看明白有多少证必须办、由谁负责办、具体怎么办、办不好谁担责等，根治办证多、办证难问题。

华商报发表杨鹏的观点：据公开报道，社会对数据需求日益强烈的背后，是政府掌握了超过9成信息资源，但大量分散在各个部门，彼此未打通，且多处于“沉睡”状态的现实。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孙丕恕认为症结“集中表现在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推动措施，很多政府部门担心增加工作负担，甚至顾忌数据披露会暴露管理中的不足，因而主动性不强；相关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法律不健全，缺乏统一数据开放标准，地方政府和垂直系统各自为政，造成新的开放的数据孤岛”。某种意义上，信息化建设与简政放权是一体两面，没有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简政放权就是空话，而之所以敢于简政放权，就是信息化建设的同步上路。

小蒋随想：证明越多，越是证明这个世界缺乏信任感。社会似乎总是以怀疑的目光打量每个人，如果拿不出证明，仿佛你就是“有问题”的。要是“按规定”去办一系列的证明，恐怕要经历“无磨难不证明”——不少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就不用说了，若是遇上不同部门之间扯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证明开具顺序，就等着跑断腿吧。当你为一个证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又会惊讶地发现某些干部居然有N个身份证乃至户口。办证究竟约束了谁，有证是否就“没问题”，令人困惑。当然，不能说所有证明都是无意义的、折腾人的，但若只靠各机构与部门自说自话“合理”、“必须”，恐怕也不能服众。在某种程度上，如何厘清哪些证该办，哪些证没必要办，也是检验简政放权实效的题中之义。

“公务员跳槽”增多，离职回避不可少

背景：新华社转载媒体消息称，受反腐影响中国公务员跳槽人数大增，来自一家人力资源服务网站的报告数据显示，2月已有超过1万名公务员通过这家网站向潜在雇主提交简历，这一数字比2014年同期增加逾30%。

扬子晚报发表朱昌俊的观点：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之下，各行业确实都面临着重新洗牌、转型的机遇，导致各个领域的跳槽现象都在增多。就此而言，公务员中离职意向上升，其实并无太多特殊性。从内部来看，尽管公务员的灰色福利等有了较大的压缩，管理上也趋于规范，但较之于其他行业，公职岗位总体仍是一个“含金量”较高的职业。如果说公务员的离职意愿确实较以往在增加，但在客观上，它未到具有转折性信号意义之时。更不能将之视为是“官不聊生”的新佐证。相反，对于这部分离职行动，更要提高警惕，防止出现“人走权留”，或者违反相关法规对于公务员在离职后从事营利性活动规定的现象。无论怎样，相关改革不应该被暂时性的现象所迷惑，致力于公务员职业透明度与规范性的改革，还应继续推进。当这个职业真正到了能进能出，且被社会眼光正常看待的时候，公务员或才称得上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职业。

小蒋随想：如果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只进不出”，或者“出多进少”，恐怕都是不正常的，对行业发展未必有利。合理有序地“有进有出”，才具有健康态势。以往一些年，少有公务员退出体制，并不能证明“爱岗敬业”，更可能是因为“工作滋润”。如今一些人有意向离开，也不表明“官不聊生”，更多是与外部吸引与内压增强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整顿吏治、万众创新方略见效的体现。过去，公务员很少离职，舆论认为不正常，呼吁公务员退出机制有效落实。现在，刚有少数公务员想“挪窝”，社会实在不必过度敏感，某些人更别急着嚷嚷“公务员是弱势群体”。如上文所言，某些前公务员并未遵循离职回避制度，甚至有深谙反垄断调查的前官员到外资律师事务所涉及反垄断业务的法务部门就职，这种“瓜田李下”倒是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