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话题缘起

“创新驱动”是今年全国两会上出现频率最高的高频词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对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习近平强调要做好加减乘除，并专门解释了乘法即“创新驱动”。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助力新常态下“双中高”目标的实现。今年初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已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了部署，强调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总抓手和核心战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广东要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走在前列，在地区生产总值以及结构调整上支撑全国，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奋斗目标，首先必须当好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

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是引领创新发展关键

□王 珺

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为增长动力装置的更换，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转向中高收入阶段绕不过去的一步，谁在这个过程中走在前列，谁就能抓住机会，确立优势，争取主动。在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胡春华书记提出了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的总抓手和重大战略。这是主动适应广东在新时期加快转型升级、增创竞争新优势的发展需要。要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需要动员与激励全社会一切可使用的力量与资源，共同参与创新活动。具体可在三方面进一步深化。

认识创新活动——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成为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所谓创新就是行动主体为提高收益而采取的改善技术与改进做事方法的活动。这种活动与一般生产活动相比，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以企业为主体；二是以投资作为各种因素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活动也是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活动。

创新活动与一般生产活动的差异也有两点。第一，创新活动的内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某个人知道一些事而其他人不知道等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是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具体来说，企业或行动主体对创新活动的投资不知道能否会带来产出，带来什么样的产出或什么时候会带来产出。由于对这种投资所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而创新主体无法计算这种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这是创新活动与一般生产活动的最大区别。第二，创新活动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投资性活动。一般性投资驱动是将投资直接用于生产活动以拉动增长，创新驱动则是将投资先用于研发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研制出来的新产品与新工艺流程，提升品质，提高效率与推动增长。一些人认为，实施创新驱动就不需要增加投资了。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创新驱动不是对投资驱动的一种替代，而是一种投资方式的改变。之所以选择这种投资方式，是因为在一般生产活动出现产能过剩下投资这种行业的回报率降低了，这就必须选择对创新活动的投资。但是，由于创新活动投资回报率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不足。如果企业对创新活动投入不足，无疑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以激励企业更多地投资研发活动，就成为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适应创新需求——空间集聚成为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

既要推陈出新，又要降低风险是企业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积极反应。要使这种反应更具普遍性与可持续性，空间集聚成为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增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办好国家高新区，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领头羊作用。这表明了主动适应创新需求的政策取向。事实上，经济活动本身从来就不是在各地均衡或随机分布的。与一般生产活动相比，创新活动的集聚性更强。一方面是追求知识外溢，另一方面是分散孤岛式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所以，哪里获得的外溢知识更充裕，他们就会在那里集聚。大城市的专业性部门与专业人才较多，容易集聚创新活动。2013年，广州与深圳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占广东省GDP总量的48%，而这两个城市R&D支出占广东省研发支出总和的80%以上。

在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中，需要处理好创新驱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创新驱动发展并不意味着各地均衡地设立科技园区。如果这样做，不仅会造成新一轮的“一窝蜂”重复建设，而且会导致各地为争夺高端人才而限制创新要素流动，从而影响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事实上，各地资源禀赋、要素集聚、发展阶段、产业链上的分工位置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仅是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也有利于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引领创新发展——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的核心是金融体制创新

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是引领创新发展的关键。对于创新来说，体制创新的核心是金融体制的创新，特别是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培育与发展。金融创新将优化资源配置并提升企业家精神，最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可从四种渠道提升生产率：一是评估潜在企业家并选择最有前景的项目；二是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最有前景的项目；三是分散由不确定创新活动带来的风险；四是揭示创新活动创造的潜在回报。由此形成“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实现—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的联系。

50年前，美国研究与发展基金资助的数据设备公司上市使该基金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种偶然的发现，使美国找到了风险投资作为用私人资本投资新企业的一种有效机制。这种投资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硅谷得到了广泛应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脑与互联网的兴起，这种投资方式在发达经济体中得到普遍推广。风险投资主要不是从银行金融机构产生的，而是来自于成功的企业家用他们积累的资本投资当地所熟悉的新项目、新企业。当然，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成功在起步初期也与政府的专项资金资助相关。当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设立了公共性创新扶持基金，但是，为什么不是所有设立这些扶持基金的地区都形成遍地开花的集聚创新格局？关键在于，设立了这种创新扶持基金的地区能否有效地吸引到新项目与新企业，这些新项目与新企业能否有效地得到孵化并上市，这些已成功的企业家能否用他们的资本积累投资新项目与新企业。20多年来，深圳能成长为一个最具活力的创新城市，与其已成功的一批企业家用他们积累的投资作为风险资本重新投资当地有前景的新企业相关。深圳的经验表明，当成功的企业家作为风险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时，往往把工艺技术、创业指导、运作经验与产业联系网络都带到他们投资的企业中，并给出战略性发展建议以及帮助寻找合作投资者等。如果不熟悉与不可控，那么，风险投资者是不愿意投资的。可见，创新驱动不仅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而且这种投资也是与投资者的创新指导、对新企业的风险可控密不可分的。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壮大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

□张长生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推动广东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而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的核心，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则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科研装备先进的重要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一批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作为其获取和保持强大科技竞争力的基本条件。

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面向国际竞争，增强科技储备和原始创新能力，自1984年起我国启动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目前已经建成280多个。广东的重点实验室始建于1986年12月，随后，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到2013年中，我省已建成2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6家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80家省重点实验室，18家省公共实验室，初步形成了具有广东特色的实验室体系，基本覆盖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环保、新能源、海洋、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等我省重点发展领域，已成为本省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及应用开发研究的核心力量，成为全省吸引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聚集科技资源、开展国际高层次学术交流、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基地。

广东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对我省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引领和带动作用。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北京、上海等地区相比，与转型升级的要求和建设创新型区域的标准相比，在重点实验室数量特别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量和水平上，在实验室的管理体制、运营机制上，从而在成效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上来看，要优化结构，优化布局。广东要力争更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大科学装置落户广东。目前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的数量居全国前列，但是国家重点实验室较少，广东100多所大学拥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比不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大学。大科学装置是现代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取得突破的必要条件，是众多高新技术的源泉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广东的大科学装置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程，但数量仍然不足，有的还在建设中，需要继续加强省部产学研合作，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求，引入更多的大科学装置。广东的省级重点实验室也存在区域布局极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在提升珠三角重点实验室建设水平的同时，加快粤东西北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步伐。

从重点实验室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上来看，要深化改革，创新管理模式。2010年以来，我省制定了《广东省企业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的管理办法》《广东省公共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关于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的管理办法》《广东省实验室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当前，要按照十八大以来中央和我省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新要求，完善重点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近年来，广东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数量增多，但是也存在过于独立、分散，整合不足等问题。美国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它不是由一个实验室构成，而是众多实验室的集群，拥有许多国际领先的、复杂的实验设施和大型的科学装置，众多的实验设施和大科学装置呈集群分布，是一个多学科的大型综合研究体，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实验室。此外，我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特别是大科学装置多由国家投资并由中国科学院下属某一相关研究所管理的。而发达国家实验室多以成立的注册联合会、有限公司、私立基金会等形式进行管理。实践表明，这种形式更有利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更有利于促进研究项目、成果运用的市场化、产业化。现代科技的突破和技术攻关，涉及多个学科，需要在多种实验室进行实验，目前我国重点实验室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和科技发展需要进行管理模式和体制创新。

从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利用上来看，要制定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使用大科学装置、实验室的政策。对于大科学装置的利用，其建设和运行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但外单位使用装置所需的费用是由各单位自己承担的，这将限制大科学装置的使用。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参照国家设立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的办法设立广东省大科学装置科研基金，资助有需要的企业解决使用大科学装置的经费问题。对于省重点实验室的使用，可以按照省新近发布的《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创新券补助政策试点，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强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及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平台的对接。以各地级以上市科技、财政部门为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面向中小微企业发放创新券。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广东还缺什么

□丁 力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人们对创新的渴望日趋强烈。创新并非今天才出现的时尚，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我们提出创新口号已有20多年，这期间，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加大投入，R&D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上升。但是，另一方面，发展粗放的依然粗放发展，投资依赖仍然依赖投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广东究竟还缺什么？

创新需要强大的动力支持

与传统的汗水型经济不同，创新是一种主要依靠人类智慧的创造性劳动，由于投入多、风险大、周期长、见效慢，创新并非是每个人自觉的行动，它需要强大的动力支持，如果社会可以通过土地资源炒作暴富、可以凭借权钱交易腐败发财，那么，人们对创新就不会有真正的积极性。以色列是一个人口小国，却是创新的大国甚至强国，人均专利一直位居各国前列，用以色列人自己的话说，以色列的今天是逼出来的，由于土地资源贫乏，以犹太民族为主体的以色列人唯一的选择是依靠自己的脑袋与智慧安身立命，无论是早年的经商，还是后来的金融以至今天的创新，土地资源的稀缺应当是倒逼以色列人走上创新之路的重要条件。

其实，今天引人注目的深圳创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特区的深圳，有钱任性与土地资源极其短缺是其发展的两大重要特征，不仅推动着当地房价的快速上涨，同时也让深圳传统的比较优势荡然无存。应当看到，深圳区域创新体系并非已经成熟，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并非已经成形，今天的深圳更多只是学会了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在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尝到了甜头，初步走出了一条“欧美技术、周边资源、广东成本、国内市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道路。深圳的经验同样表明，一个社会只有当土地不再成为人们发财的依靠后，人才与创新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真正力量。

只有当土地不再成为人们发财的依靠，人才与创新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真正力量

即使在土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为鼓励人们创新，政府经常会运用法律等手段来有效抑制人们依靠土地发财的梦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应当倡导全社会通过土地的全民所有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劳动的个人所有激励人们创业创新。但是，放眼今天的中国，公有制的土地资源，已经演变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追逐自身利益的重要财政资源，房地产同样也成为社会上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主要财富来源，直接诱导全社会对土地的崇拜，对泡沫经济的热衷，对实体经济的冷漠，对人才的忽视、对创新的动力不足。也许有人会说，今天遭遇天花板的高房价与地价，可能是倒逼中国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此话虽然粗糙但不为错，问题在于高房价与高地价形成的高创新成本，已经无情地将正在学步的众多中小企业挡在了创新的大门之外，这也是今天创新无法成为平民百姓共同追求的重要原因。

创新需要改革，需要通过触动既得利益的真改革

尽管土地财政收入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房地产已经严重绑架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天纠结在土地资源上的困惑依然需要通过改革破解，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创新需要改革，需要通过触动既得利益的真改革，如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宪法要求上交为全民所有的各地土地净收入，并且将之主要用于普惠全国人民的公共服务，最终依靠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确保社会公平的实现。同时，通过每个人有差别的创造性劳动，合理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从而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才、追求创新的良好氛围与环境。

当然，要在全社会真正实现对创新人才的重视，相应的改革可能会遭遇严峻挑战，特别是在整个宏观经济趋于下行的时候，壮士断臂是极有可能带来大出血的，更何况断臂也不一定能够根治顽疾。但是，继续在现有的土地财政与泡沫经济的发展轨道上，我们又能行走多远？应当看到，留给中国转型升级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依然存在。然而，反腐的实践让人看到了希望，中央的八项规定实施并没有出现一些人所想象的抑制了消费，从而拖了经济增长的后腿；相反，由于政府奢侈消费的退出，社会风气变得清新了，市场供求关系理顺了，经济变得更加健康了。由此可见，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从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出发，加快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这样一些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山回水转柳暗花明的未来是可以预期的。

广东创新今天需要更强的动力驱动。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