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100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通过医保支付等方式平衡费用,努力减轻群众负担。就此医改课题,多名代表委员认为,衡量医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百姓是否减轻了负担,获得了实惠。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提出,为减轻群众负担,必须破除以药补医,彻底杜绝过度医疗,让医疗回归服务的本质。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协和医院院长王国斌说,这几年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每年都在大幅增长,但药价上升速度更快,即使报销额度提升,患者自费的部分也没有明显减少,大部分人仍觉得没有从政府投入中得到实惠。
从2009年出台新医改方案算起,本轮医改已进行五年,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养医等措施从试点到扩大,从初步探索到深入推进,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然而,如一些代表委员所说,政府加大医疗投入并未让百姓感觉获得了实惠,从而影响了百姓对医改评价,这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据统计,2009年至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达30682亿元,年均增长24.4%,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比重从2008年的4.4%提高到2013年的5.9%;2008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从5875.86亿元上升到9654.55亿元,上涨64.31%。居民对“看病贵”的实际感受,主要缘于个人医疗费用的逐年增长,尽管这个增长与经济发展带动的收入增长和物价上涨有一定关系,但居民盘点自己的“医疗账”时,自然会把这一层关系算进去。不少人发现,自己医疗费用的增长超过了收入和物价的涨幅,于是“看病贵”的感受仍然挥之不去,甚至日益强烈。
与其他很多领域的改革一样,医改的动力和效益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存量利益的重组和调整,另一方面是增量利益的注入和扩大。通过对存量利益进行重组和调整,可以协调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激发一些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降低交易成本和无谓的内耗;而通过增量利益的注入和扩大,可以推动、促进存量利益的重组和调整,拓展医改的范围和空间,把改革效益的蛋糕做得更大。所以,注入和扩大医改的增量利益,往往比医改存量利益的重组和调整更重要也更有效。
一定意义上说,医改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在涉及医改的相关群体之间进行利益调整和再分配。这些群体主要包括政府(含医保机构)、医疗机构(以及药品企业)、居民三部分。医改五年来,对存量利益进行重组和调整的工作,主要体现为在公立医院实行医药分开,改革以药养医机制,切断公立医院(以及医务人员)与药品利润的利益关系;规范药品(以及医疗器械)生产和销售环节,控制药品价格过快增长,遏制药品暴利;扩大医保范围,提高医保的实际保障水平,等等。总体上看,这些改革的初衷应当是“损医药以补患者”,即减少公立医院和药品企业的收益,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损有余以补不足”式的改革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如果只在存量利益的盘子里拆来补去,必不能持久。在医改涉及的三个群体中,医疗机构(以及药品企业)包括公立医院是要挣钱的,对非公益性医疗机构而言,挣钱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目标。居民看病则希望尽量少花钱,同时医保尽量多给报销,如果把省钱视为挣钱,那么可以说“挣钱”也是居民的一个目标。必须强调,唯有政府不能把“挣钱”作为主要目标,相反,政府必须考虑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大医疗投入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提高政府医疗投入的水平和效益,使政府医疗投入成为注入和扩大医改增量利益的最重要手段。
在这个语境下,我们追问政府加大医疗投入为何未能减轻居民负担,为何居民对政府大量投入“没感觉”,实际上就是追问,政府逐年增加的医疗投入到底都投到哪里去了。按专家分析,“财政新增投入的大部分被浪费掉了,流向了医院、医生、药房和制药企业……”这里,既有政府医疗支出所注入和扩大的增量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医疗机构和药品企业得到的份额仍然过大,普通居民得到的份额仍然偏小;也有相关群体内部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如公立医院得到政府投入较多,民营医院得到政府投入偏少(包括不能平等获得医保定点资格,提供的公益性医疗服务不能平等获得政府投入等)。
若百姓未得实惠,医改就不算成功。要让百姓从医改中获得实惠,需要进一步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强化公众、患者对医改决策、政府投入的参与和监督,提高社会办医力量在医改中的博弈能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政府医疗投入的主导引领作用,促进医改增量利益与存量利益有机结合,形成改革合力和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