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党组会讨论送钱”，群腐别法不责众

“开党组会讨论送钱”，群腐别法不责众

背景 ：据报道，在西南某省份，当地一些单位领导不仅用公款送钱，甚至还召开党组会议，讨论给县委书记和县长送钱的具体数额，然后按当地潜规则，一般由两名领导干部去送，其中一人进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另一人则站立于门外，进去的领导干部出门时再用手拍一拍空口袋，以示“利市”已送出、自己“没贪污”。

新京报发表李冰洁的观点：“单位开会讨论送礼数额”，以及设计送礼监督环节，或许意味着一个地方的官场政治生态彻底崩溃了，不仅送礼者众，而且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当送礼公开化了，摊到桌面上来了，甚至演绎到谁不送礼谁就成了“另类”的地方，足见权力滥用到了何种地步。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政治伦理集体塌方了。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透视集体塌方式腐败，无不是长期监督失职、失察所造成。要遏制集体塌方式腐败，必须下决心出台刚性制度和硬措施，毫不犹豫地多方位限制和约束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而且，惩处贪官不能松懈和有例外，一经发现问题，要像治疗疾病一样，毫不迟疑地动刀做手术，把腐败毒瘤切除干净，不能迁就姑息，谨防蔓延、复发。

小蒋随想：开党组会讨论送钱，首先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是对党的廉洁自律纲领的群体性悖逆。以单位的名义给县官送钱，更让人疑惑这种“公对公”的行贿的目的。如果连最基本的行政运作都要靠金钱来“联络”，恐怕当地的行政架构已经“腐透”。面对集体腐败，有一种观点认为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机制与环境的问题。这其实是在和稀泥，整体难道不是由个体组成的吗？只有个体不断“变异”，才会引发整体“变质”。而在一些处理中，所谓的集体担责往往是谁也不用担责，事实上已形成法不责众，进而一些人违规更加有恃无恐。所以，有必要进行集体惩处甚至“一锅端”，才能正本清源。

太原人恐慌购车还要感谢“预防针”吗？

背景 ：太原市政府近日提出，到2015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要控制在110万辆以内。这是当地首次提出机动车保有量控制目标。尽管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尚未有任何文件通知和相关消息表明是否限购，但限购传言已经遍布太原，多数消费者都是听了传言后纷纷购车“占指标”。

新京报发表杨耕身的观点：一位4S店销售人员一语道破抢购的原因，“去年底深圳闪电式的限购给消费者都敲响了警钟，何况现在政府已经提出要限制机动车数量，大家还是相信限购是十有八九的事儿。”当城市的政策制定者无不使用突袭式发布来实施限购政策之时，谁又能保证同样的手法在太原不会再上演一次呢？这种情形下，坐不住是肯定的。尽管按照一般的决策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履行必要的程序与规范，应保证民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但一些政府部门的任性就在于，它们总是拒绝履行这一套繁琐的程序，总是习惯于独断而行，因此才有了种种“半夜鸡叫”式的决策。由权力任性而致权利恐慌，也就自然而然。

华商报发表张海英的观点：尽管对地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但由于之前一些城市突击限牌后未被追责，所以，包括太原在内的其他城市管理者胆子也会越来越大。须通过立法来解决行政突袭与市民恐慌。一方面尽快完善《立法法》。据悉，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这是十分必要的，该法律应早日出台。另一方面及时完善相关税法，以采用税收杠杆来解决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以减少限制性行政手段。

小蒋随想：相对于深圳此前多次否认“限购”，却突然搞“傍晚鸡叫”式封杀；太原“放风”要控制机动车保有量，提前打“预防针”似乎还算“厚道”。如果太原人有买车打算，自然知道该咋办。在某些地方“法无授权胆敢为”、有关决策者也未受到任何处理的背景下，对于太原这种“变相通知”，百姓还得“感谢”吗？这算不算是民主与法治的悲哀？依法行政、依法限权说过太多，但某些行政者只是停留在口头，行动上还是搞霸权那一套。徒法不足以自行。地方司法机关受地方领导的领导，不会主动和违法行政过不去。至于上级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事又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到底，如果限制权力的法律红线不通电，某些行政者还会“我行我素”。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