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中国大学应该建设怎样的理事会

　　教育部近日公布《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下文简称《规程》），规定高校理事会理事、名誉理事不得以参加理事会及相关活动获得薪酬或其他物质利益，也不得借职务便利获得不当利益。

　　教育部专门就高等学校理事会的建立发布规范要求，体现出对大学理事会的重视。而明确提到理事、名誉理事不能借职务牟利，也有很强的针对性——一些高校已经成立的理事会（董事会），往往变为学校和理事（董事）的利益交换，一些人向大学捐多少钱，就可获得理事（董事）的头衔，进而在大学招生时，可以获得优待。但从理事会《规程》对理事会职能的描述以及理事会产生的办法看，上述要求恐难落地，大学会把理事会作为拓展办学资源的渠道，而当选大学理事会理事，会被理事视为荣誉（以及特权），而非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的责任。

　　《规程》规定的理事会作用的第一条，就是“密切社会联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相关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虽然规程也希望理事会“发挥扩大决策民主”的作用，但仅仅是“保障与学校改革发展相关的重大事项，在决策前，能够充分听取相关方面意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大学理事会，不是学校办学决策机构，而主要是获得办学资源、搞好社会关系的机构，同时最多具有一定的咨询功能——这还要取决于学校的态度，是否要听理事会的意见。

　　理事会成员的产生办法，进一步明晰理事会对学校行政的依附关系，按照《规程》，理事会理事由学校举办者、主管部门、共建单位的代表；学校及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相关学术组织负责人，教师、学生代表；以及支持学校办学与发展的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理事单位的代表等共同组成，其中，除职务理事由相关部门或者理事单位委派、学校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可以确定为当然理事之外，理事单位和个人理事均由学校指定机构推荐或者相关组织推选，这意味着，理事会中的教师、学生代表、社会机构代表、校友代表，都是学校自己聘任的，而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自然，当选的理事会对任命的校方负责，也听从校方的安排参加理事会工作。

　　如此成立的理事会，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并没有多大好处。从我国大学近年来成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看，理事会（董事会）已经存在某种程度的变异，不要说理事会参与学校办学管理，就连基本的监督、评价也做不到，大多代表举办者、政府部门的职务理事只是挂一个名而已，单位理事、个人理事则把理事作为一种荣誉。有的大学理事会则对理事明码标价，捐多少可以成为理事，与之对应，通过捐资入选的理事，也有不少打着怎样把捐钱价值体现出来的算盘。

　　国外公立大学，普遍实行理事会治理，这些学校成立的理事会，与我国大学的“理事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理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承担着审议学校年度预算、进行大学重大办学战略决策、遴选校长等重要职责，除政府部门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是举办者委派，学校校领导是当然理事外，教师理事、学生理事、校友理事和社会人士理事，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切实代表各方利益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评价，这些理事还必须对选举自己的群体述职。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不能只借鉴国外大学的概念，更重要的实质和内涵，如果不从内涵、实质上寻求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只是借鉴国外大学的一些概念，这会导致概念的异化，在国外大学能起到民主管理、监督作用的机构，在我国大学则衍变为摆设，甚至为权钱交易提供新的空间。冰启（上海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