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款“捞人”被骗折射人性扭曲和监管不严

近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一起案件引起社会关注。一名姓王的女子，其夫张某于２０１１年底被安徽省纪委带走“协助调查”，为“捞夫”，她托朋友认识了自称“跟安徽很多领导很熟”、“能摆平纪委”的北京男子任鹏宇，并按任要求付给其１４６０万元“捞人经费”，但丈夫却未能如期“出来”。后经法院审理，任鹏宇以诈骗罪被判刑。（新华网，08月14日）

合肥王姓女子花1460万巨资“捞夫”的事件一时引起网民热议，真相揭晓，更是引起一片哗然。该女子在不明对方身份，甚至根本不认识的情况下，拿出1460万巨资作为“捞人”经费。最终被不发分子骗走金钱，人财两空。该案的发生，不仅折射出人性的扭曲，更加折射出当今社会权钱交易严重，权力监管缺失。

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在家属看来，“捞人”就像是治病一样，只要有1%的希望，就会用100%的努力去争取，哪怕是铤而走险。“捞人”一词本身就是社会病态下产生出来的，为什么要捞人？用什么来捞？这种“病急乱投医”的荒诞现象为何又经常发生？其根本原因是捞人者内心深处相信权力与金钱可以超越法纪，只要花钱就能逃脱处罚。从而形成一种病态的需要，有需要自然就有市场。因此形形色色的行骗者、“权力掮客”，开始利用这种心理，把自己包装成“上面有人的人”“接近权力的人”，或冒充领导秘书、高干子弟，或自封“高人”“大师”。

从制度角度分析，之所以会有这样病态的市场和需求，根本原因还是权钱交易的监督制度存在缺陷。即主要是在众多执法权力部门及相关人员的权力监管上留有一定空间，从而形成司法环节中的多处漏洞。正是这些人利用手上的权力钻法律的空子，有过成功的“捞人”案例，才有了受骗者的“前仆后继”以及行骗者的“层出不穷”。

可见，只有加强权力监管，减少司法漏洞，约束执法空间，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金钱观，通过“依法治权”改善权力生态才有可能避免类似荒诞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