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娱乐至死”害了谁？文学不能泛娱乐化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南 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 陵（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批评家）

核心阅读

“娱乐”逐渐从一个日常词汇演变为艺术评价的术语，不仅是对象性质的描述，而且力图表达一种肯定。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这种演变是否隐藏或者预示了某种重大的历史变故？

在彻底娱乐化的文学世界里，人们不再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没有对人生本质的探询，没有人文关怀的追求，读者的心灵世界也会随之变得苍白而无力

文学帮助我们学会移情，更好地生活，更深刻、全面地认识社会，体悟自然，理解他人并和自己展开对话

优秀的文学并不回避、削弱文学的娱乐性，而是通过发挥娱乐功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的认识、教育等功能，这与“娱乐至死”的文化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张江：泛娱乐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症候。的确，文学有娱乐功能。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忽视或压抑了文学的这一功能。当生存与救亡成为时代的唯一主题，娱乐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生长空间。但是，告别了血与火的年代，迎来了衣食无虞的生活，文学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娱乐？需要娱乐，不等于一切化为娱乐。历史上曾经的缺失，不能用今天的泛漫来恶补。否则，文学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害尤甚。

娱乐霸权主义是另一种不正常

南帆：时至今日，娱乐开始了霸权主义式的扩张。娱乐逐渐从一个日常词汇演变为艺术评价的术语。如果“娱乐”不仅是对象性质的描述，而且力图表达一种肯定，那么，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这种演变是否隐藏或者预示了某种重大的历史变故？

一个没有任何娱乐的社会肯定不正常，过分严肃通常意味着刻板、专制与战战兢兢。娱乐是“开心一刻”，由于紧张因而板结的神经得到了松弛。这不仅是休闲，还可能是制造“创新”的机遇。历史证明，某些大师的灵感和天才构思恰恰出现在精神松弛之际。然而，如果娱乐成为精神产品的主流，“娱乐至死”的主张在市场的掩护下席卷所有的传媒，那将造成另一种不正常。

事实上，眼花缭乱的娱乐形式无法掩饰内在的单调与贫乏。娱乐垂青的主题显然是逗趣取乐，开颜一笑是娱乐的最高褒奖。汹涌而至的各种喜剧——有趣的或者肤浅的——正在以无可匹敌的优势覆盖娱乐，这里包含了意味深长的动向。

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文化风格，高涨的笑声与另一些历史段落构成了明显的落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笑声遭到了斗争哲学的驱逐，紧张替代了轻松的嬉笑。70年代末至80年代，思想解放、启蒙、反思、历史哲学这些关键词盛行一时，一个拥有如此思想密度的时期不会给喜剧性娱乐腾出多少空间。90年代之后娱乐的骤然爆发表明，社会精神的高速运转降落到通常的世俗水平。内在的压力和紧张感消失之后，持续的笑声是心情放松的表示。当然，存在某种超然世事的佛陀式微笑，也可以将幽默作为改善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但是，娱乐的笑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自我宽容。不要过多地谴责这个世界不如意，也没有理由断定自己可以力挽狂澜，坦然承认自己的平庸，接受各种嘲笑乃至自嘲，总之，没有必要时刻扮演坚强的战士或者高瞻远瞩的思想家。降低精神高度充当庸人，庸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娱乐和笑声。

笑声的批判有助于矫正某些游离正轨的社会行为。笑声之中隐含了嘲弄、不屑和轻蔑，或者公然挑战对象的权威，或者隐蔽解构对象的尊严。许多时候，笑声因为包含的否定意味而赢得肯定。然而，没有理由过高地估计这种否定的效果。轰然的笑声还可以表明一种退让和逃避：世界上的问题不如想象的那般严重，可以轻松一些——轻松意味着明智。娱乐意味着大规模的造笑运动。即使笑声无法感化历史，至少可以短暂地屏蔽各种难堪的问题。

是否接受这种策略背后的犬儒主义意味？一些批评家表示抵制。这种快感短暂地冻结了痛苦意识，麻醉的大脑丧失了大部分思想职能。现今，历史正接二连三地抛出各种挑战性的问题，文学已经监测到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的持续增长必将愈来愈清晰地显示一个分歧：要么在寻欢作乐之中短暂地遗忘这些问题带来的苦恼，要么抖擞精神与这些问题正面交锋。文学艺术力图担当什么？这将决定娱乐在艺术评价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