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西方民主的病在哪儿？【3】

　　民主的坏脾气

　　甚至在其心脏地带，民主也遭受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小毛病。自民主的黎明——19世纪晚期以来，民主通过民族国家和全国性议会得以体现。人民选出代表，在一定时期内行使国家权力。但这种安排从上到下均遭到冲击。

　　从上层来看，全球化改变了一国政治的根基。国家领导人将一大部分权力移交给全球市场和跨国主体。结果，政治家无法向选民兑现承诺，国际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来自底层的挑战同样严峻：NGO和说客等“微观权力”正在扰乱传统政治结构。互联网让微观权力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变得更加便利；观众们每个星期参与一次生活秀的投票，网民们轻点鼠标便可发出联署信，在这样的世界，每隔几年才轮到一次的政治选举越来越与时代脱节。

　　但是，民主面临的最大挑战既不是来自上层，也不是来自底层，而是来自中间——选民本身。柏拉图关于民主的主要忧虑是市民“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乐”。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民主政府逐渐习惯于背负庞大的结构性债务，借钱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忽视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过财政平衡。金融危机骤然暴露了此类以借债度日的民主国家的真面目。

　　随着危机后的刺激政策逐步缩小，政客们现在必须直面两难困境。政客们要想说服选民接受财政紧缩，那么他们在选举中就会不受欢迎。增长放缓、财政吃紧，导致利益集团争夺有限资源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更糟糕的是，这种竞争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西方世界展开。老人投票率比年轻人高，许多国家现在面临过去与未来的斗争，既有福利与未来投资的斗争。

　　日益蔓延的厌倦情绪让民主雪上加霜。发达国家的党员数量持续下降：仅仅1%的英国人现在参加政党，而1950年的数字是20%。选民数量也在下降，一项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选民数量从1980—1984年至2007—2013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12年针对7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逾半数选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英国尤戈夫调查公司针对英国选民的调查表明，62%的受访者认为“政客永远在撒谎”。

　　同时，“闹着玩儿”和“游行抗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010年，冰岛的“最佳党”承诺将公然腐败，却赢得足够选票，成功走进雷克雅未克市议会。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选民支持贝佩·格里洛——一位喜剧演员。如果人们真是一无所求，这种对政治的普遍厌倦情绪也许是健康的；但选民实际上有很多要求。结果将造成恶劣、不稳定的影响，一方面依赖政府，一方面却鄙视政府。这种依赖关系使得政府过度扩张、背负过多债务，而鄙夷的情绪剥夺了政府的合法性。民主的机能失调与坏脾气接踵而来。

　　心脏地带的民主问题有助于解释其他地方遭遇的困难。20世纪民主之所以运转良好，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霸权：其他国家自然而然想要模仿世界领袖。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和欧洲失去了榜样的魅力和推广民主的胃口。既然美国政府连预算都通不过，更谈不上对未来的任何规划，那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把民主当作理想政体呢？既然欧元国家的精英们为了财政原则而踢走民选领导人，那独裁者们为什么要听从欧洲的民主教诲呢？

　　与此同时，新兴世界的民主国家遭遇了发达世界的同样问题。这些国家也受到短期开销的束缚，拿不出长期投资。巴西允许公务员53岁退休，却造不出一个现代化的机场。印度花钱收买各类团体，却没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各国的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被反民主的恶习所破坏。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写道，印度下院所有30岁以下的议员均出自政治世家。甚至资本家们都不再愿意支持民主：许多印度商业大亨一直在抱怨，印度的混乱民主造就糟糕的基础设施，而中国的威权体制造出了高速公路、漂亮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以前，民主也曾退却。如今事情没那么糟糕，但针对民主的优越性和必然性这一理念，中国造成的威胁远比共产主义来得大。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指出，民主的外表总是看起来比内在虚弱：表面上各种混乱，实际上却具有很多内在力量。产生新的领导人，提供新的政策，民主国家能够比专制国家采取更加新颖的策略处理问题，虽然寻找正确的政策可能来来回回花费很多时间。但新兴民主国家和老牌民主国家若想确保胜利，都必须打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