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瘫痪村妇“离奇死于”乡政府，谁之过？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瘫痪村妇“离奇死于”乡政府，谁之过？

背景：近日，湖南武冈瘫痪农妇邓元姣之死引发舆论关注。但对于艾绍金为得低保，将妻子邓元姣“扔”在乡政府三天，也有一些质疑。

京华时报发表韦应成的观点：乡政府长达三天时间不采取措施，拿不出有效对策，以致农妇邓元姣意外死亡，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农妇是你治下的群众，又半身瘫痪。当此之际，抛开具体的是非对错，出于人性的基本考量，也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放任不管，恰恰导致了对政府部门最不利的结局。尽管邓元姣的家人超生，但在另一面，这个家庭的极度贫困，不也是应该纳入政府视野么？说到底，还是内心里少了一颗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的那颗心。

新京报发表刘刚的观点：邓元姣病倒前，艾家人并没有申请过低保。但一场大病却彻底拖垮了这个家庭。我感觉100元低保并不能解决艾家的全部困难，但到后来，“能不能申请到低保”，可能比“低保能给多少钱”更重要了。新华社调查表明，“村里有一些比艾家条件差的，都因超生没有吃到低保，也存在没有超生但条件比艾家好的享受到了”——这让艾绍金怎么咽得下那口气？在一些当地人看来，艾绍金越是告状举报，作为被举报者又手握低保批准与否权力的基层乡村干部，越不会答应艾绍金。这似乎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当低保和超生处罚捆绑而走向异化时，就已经“注定”了的。

小蒋随想：邓元姣的儿子超生，管理者应找其儿子算账。实际却是，超生了孙辈“连坐”到爷奶。或许，在基层管理者看来，这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但他们忘记了这已非就事论事。何况，如果当事人家庭交得起超生罚款，还用申请低保吗？这不是堂皇的行政处罚，而是偏狭的权力报复。这种情况在当地不是个案，说明权力滥用长期无人纠正。至于艾绍金将瘫痪的邓元姣“扔”到乡政府，其实是要挟式“自残”，也要为邓元姣之死承担一定责任。而邓元姣“头部不明原因受伤出血身亡”，恐怕需要司法调查解疑。

“寻衅骚乱”甭拿反污染做挡箭牌

背景：5月10日，杭州市余杭区部分民众，因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发生规模性骚乱，有人员受伤，数辆警车及民用车辆被推倒。余杭区表示，项目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杭州警方要求事件中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并公布了第一批15名嫌疑人的录像照片。

新华社发表刘雪松的观点：很多地方政府决策的项目，官方认为很科学、很安全，但民众心里没底；官员承诺不会在民众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下开工，但民众得到的是动工消息。在重大建设项目上，几乎所有冲突的本质，都是决策程序与越来越强烈的民众参与诉求之间的矛盾的显现。权力部门在做决策之前，非但不能漠视反对的声音，反而应将反对的声音放得大些，这样才会将潜在的冲突减到最小。这或许是个笨功夫，但也是真功夫。所谓科学的民主决策，说到底就是个下笨功夫的过程。

环球时报发表观点：垃圾焚烧发电厂立项的前期过程也许有纰漏之处，但即使这样的批评是成立的，非法封堵道路和袭警都决不能允许。这是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途中的大是大非，这个社会决不可鼓励用暴力手段表达诉求。当这样的苗头已在扩散时，全社会必须同时支持对它们的治标和治本。要坚决刹住邻避主义积极分子的“闹事气焰”以治标，同时要加紧推出能够有效化解争议、消除社会对这类项目非理性恐惧的整套办法以治本。这两个方向的工作都很关键，相辅相成。

小蒋随想：鉴于一些专家异变为“砖家”、一些地方行政“辟谣”反而被证伪，导致“权威声音”并不能令人安心，某些管理者也不具有足够的公信力。这是许多“类污染”项目的建设动议，难以获得民意认同的关键。此时，管理者如果霸王硬上弓，只能激化矛盾。但若一味迁就，恐怕也非良策。缓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两方面——首先，有关项目的环境评价与安全性必须禁得住公开考量。必要时，可考虑引入国际性机构监督，确保信息真实可信。其次，地方政府必须掘弃“家长作风”，有事必须与群众“好好说”，哪怕初期不被信任，但坚持不懈、坦诚相待，群众自会感觉到。公众也须明白，诸如垃圾处理等项目终归要上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非理性拒绝于己于社会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