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式政策中的“以谣辟谣”

　　何小手

　　何小手

　　政府先“辟谣”，尔后“谣言”落地，被证实并非谣言，这种现象被批评家称作“以谣辟谣”。最近多地出现类似现象，河北保定作为首都政治副中心，杭州“限牌”，以及铁道部去年否认政企分开等，可谓是“以谣辟谣”的典型。政府部门作为“辟谣”者，都受到舆论批评。一个客观事实是，政府公信力因此的确受到折损。不过，奇怪的是，在这些案例中，官员大多备感委屈，他们认为自身的回应并不构成辟谣，“以谣辟谣”的印象完全是民众和媒体的误解造成。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必要还原政府部门的“辟谣”行为，以最近的杭州“限牌”政策为例，杭州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如此解释此前的“辟谣”：之前媒体采访的都是杭州市治堵办，这个机构因为没有参与限牌的决策，回答“不知道”“没听说”也很正常，但却被部分媒体和民众误读成了“不会限牌”。由于媒体报道此前政府官员“辟谣”多是寥寥数语，很难查证回应的措辞到底是“全然否定”还是仅仅“不知情”，另外不可忽视的是，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一些话语的确被断章取义，从这方面，说政府部门“以谣辟谣”似乎有失偏颇。

　　上述分析主要从语义角度出发，“有还是没有”和“知不知情”表达的意思确实差异甚大，被视为造谣者的当事人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反驳，只是，从传播因素看，认定辟谣抑或造谣并非仅仅基于语义，其他因素，比如发言者的身份背景，也对行为性质产生影响。普通网民爆料之后，人们习惯于先去证伪，这是因为爆料者的身份背景缺乏足够的公信力支撑，而对于政府官员，市场和民众的反应则截然不同，网友经常表现得很敏感，习惯于从其只言片语中挖掘出深意。这也是为什么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发言的时候往往措辞简洁，避免节外生枝的原因所在。

　　在民众看来，政府“辟谣”的阈值是很低的，一句“不知情”往往就等同于“事实不存在”，而在政府官员看来，“辟谣”是有依据的，如果没有官方文件或者正式通知出台，就意味着信息还处于未被证实的阶段，因此任何传言都等同于谣言。一方习惯捕风捉影，另一方则高度依赖红头文件，这种对信息迥异的态度，是造成双方误解的关键所在。

　　政府官员可谓进退维谷，他们出于政府公信力的考虑而“辟谣”，最终又因“辟谣”而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像“限牌”这种突袭式政策，似乎很难避免“以谣辟谣”的恶性循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谣辟谣”必然是常态，归根结底还是突袭式政策自身的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如果少一些机密的保护，多一些公开，那么，想必避免“以谣辟谣”的尴尬就不是难事。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