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免职官员“官复原职”要能让人读懂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8月12日《新京报》）

官员被免后复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按着组织提拔程序也不是不可以，关键则是要能师出有名，能经得起阳光的考验，能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能对官员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然而，从三成复出的案例以及普遍引起舆论的哗然效果来看，如今我们的“官复原职”似乎并未能做到这些。

问题根源则是因为相关法律和条例的漏洞，给相关部门留下了太多可操作的空间。一方面是对官员复职管理过为宽泛，缺乏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作为复职参考依据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等表述似是而非，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容易给人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难以令人信服。

另一方面则是问责之时本身可能就有问题。如今，以免职问责官员已经成为相关部门应对舆论危机的惯用手段，不管出了什么问题先免了再说，作为一种非处分问责其“进可攻退可守”，当中就不乏有避重就轻或代人受过现象，被问责时，被允诺了一定回报，包括未来复出和升迁等。

所以，也就有了从事发到问责，从事件冷却到悄然复职的“乱弹琴”，进而还会出现从被发现复出到舆论哗然，从解释符合规定到最后不了了之的“糊涂账”。

法制社会一切皆当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无论是问责也好，还是复出也罢，都应当师出有名，事出有因，要让公众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存在。稀里糊涂的免职，堂而皇之的复职，只能是挫伤政府公信力，损害部门形象。诚然，培养一名领导干部耗费了大量的经费资源，也或许其的确适合复出的岗位，但是这一些也都应当能让公众看的清楚，读的明白，既包括复出的原因，也包括问责的依据等等。唯有此才能少些争议与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