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学校股份制”不能偏离现代学校制度

　　今日社评 本报特约评论员

　　职业学校实行股份制改革值得尝试，但不适合采取谁出资多谁就拥有更大决策权的企业决策模式，而应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学校制度结合起来。引进民间资金可以借鉴现代企业模式，学校发展则必须建立和完善现代学校治理结构，探索既保障出资者权益又办好学校的模式。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昨天在201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她提出，学校可以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在新的体制下，院系主任可以做教师，也可以到企业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校长可以做校长，同时也可以到企业做CEO。

　　早在2009年中国国家级开发区职业教育年会上，鲁昕副部长就针对职业教育和产业的联系及校企合作的发展方向，指出校企合作要寻求新的载体、新的模式。“载体有很多种形式，如董事会、董事局、决务委员会。更深化的改革包括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行股份制。”由此可见，教育行政部门推行职业学校股份制的构想已有多年。职业学校实行股份制改革值得尝试，但要分清楚学校和企业的差别，在办学过程中，不适合采取谁出资多谁就拥有更大决策权的企业决策模式，而应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学校制度结合起来。

　　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培训具有产业属性，这部分职业教育可按照营利性的教育分类管理。而对于营利性的教育，当然应该实行工商注册、工商监管——类似于国外的公司大学——进而可以引入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学校进行管理，比如按照股份比例收取合理的回报。但是，由于这类企业具有教育属性，在具体的办学中，不适合完全拷贝公司经营方式，否则可能把学校引入完全商业化、急功近利，造成背离教育规律的后果。

　　比如政府出资举办的公立学校，目前采取的管理模式是，政府既是举办者，又是管理者，还是办学者、评价者，由于政府出钱，学校办学就听令于行政，校长要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这导致大学严重行政化，千校一面，缺乏个性与特色。合理的政府与公立学校的关系是，政府作为举办者，通过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政府不直接干预学校办学事宜，具体办学交给懂教育者操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对教育管理体制做出明确的改革设计，重点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企业、民间资金参与举办营利性学校，可以组成董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聘任学校的校长（CEO）。但在具体的办学决策中，应厘清董事会、办学者、学校教育委员会（或教师委员会）的权责，像学校的师资聘任、培养、管理、专业开设、课程设置这类教育事务，不能由出资最多的大股东说了算，而应该由学校教育委员会决策，即便教育委员会成员无一人拥有学校的股份。我国此前举办的民办学校，虽然没有公办学校那样严重的行政化问题（校长没有行政级别），但也普遍存在出资者说了算的家长式管理方式，结果导致一些学校严重商业化，教育质量和教育声誉都饱受社会质疑，学校办学也难以为继。

　　要激活民间资金参与教育的积极性，确实需要大胆开拓创新。但开拓创新不能忽视教育本身的规律。引进民间资金可以借鉴现代企业模式，学校发展则必须建立和完善现代学校治理结构，这样，不管是政府出资和民间出资结合，还是民间组合出资，都可以找到既保障出资者权益、同时又办好学校的模式。

　　另外，对于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目前除了学校自身的定位和治理结构问题，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这类教育的地位不高，发展乏力。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民办教育相对于公办教育都低人一等，严重制约了这类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民办教育要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必须营造公平的教育发展环境，这就需要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做出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