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为了增长到增长适应环境

　　诸大建

　　诸大建

　　参加有关能源、经济与环境方面的政策研讨，竟听到有官员说，某地人均能源消耗刚刚超过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水平，还未超过美国水平，不用太担心。我的反应是，如果超过美国水平就完蛋了，更不要说生态文明建设梦寐以求的绿色跨越和后发优势了。问题的要害是，来自政府发展部门的一些声音，直到今天仍然未想如何实现能源消耗的低增长，倒逼经济增长和城市质量提高，而是说能源高消耗是合理的。

　　搞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方面的研究，我一直在计算中国和一些省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问题。以上海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为例，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数据，上海2010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也分别超过欧洲的4吨标准煤和10吨二氧化碳，而后者的人均GDP是在2万-3万左右。到2020年，按照经济年增长7%的水平，上海如果没有相应强度的结构调整和末端治理，在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时，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有可能逼近甚至超过美国的8吨标准煤和20吨二氧化碳水平，远远大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城市。这是以经济增长为自变量、能源消耗和环境治理为因变量的褐色增长模式。

　　如果我们要达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建成宜业、宜居伟大城市的目标，就需要改变城市发展战略，从环境为了增长，转移到增长适应环境的路上来。这意味着，采取回溯性的规划模式，设定好2020年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天花板”。例如能源消耗的年增长不超过3%-4%，努力在10年内用增加不到一半的能耗，换来增加一倍以上的经济增长，大力进行经济创新和城市转型。这是生态文明要求的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自变量、经济增长为因变量的绿色发展模式。

　　两种发展情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治理挑战。在面向生态文明的政府治理结构上，到底应该先听谁的？像以往先听经济增长部门的，资源环境部门服从于经济增长规模扩展的需要，做一些末端清扫性工作？还是转向先听资源环境部门的声音，由此倒逼经济发展部门在资源环境生态的红线内，确定经济增长的可能规模和速度，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或生产率，按要求大幅度加强结构调整？显然，我们今天越来越需要靠收紧土地根、能源根、污染根等稀缺自然资本限制因素，来促进发展模式转型。

　　我理解，这是中央在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时，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一个专题小组的理由，目的是真正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发展不可持续的局面。我也理解，总理在两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为什么说向污染宣战，不是要向老天宣战，而是要向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宣战。

　　要强调的是，上海与许多全球城市相比，当前主要挑战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规模问题，而是非经济的环保、创新、政府合作治理等问题。许多人把上海仍然归为发展中城市，这种说法常常放松了发展转型、改革深化的紧迫性。按照国际上的划分，上海超过人均1万美元以后，就已经迈入了经济发达城市门槛，城市发展战略和思维就应该致力于缩小非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巨大落差了。（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