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观点：外交想象与身份构筑

　　19世纪法国外交家朱尔·康邦关于外交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有一段经典表述：“一国的地理位置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一国可以更换领导人或改革政治制度或经济政策，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因此，地理，或者说地缘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外交政策或世界政治的根本出发点。”

　　在地理因素的作用下，一些国家就有了“左顾右盼”的空间。人们将地处欧亚的俄罗斯称作“双头鹰”，意指其政策兼具有亚洲和欧洲两种取向；人们称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为“两扇门”，意旨其即注重欧美，又寻求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匈牙利外交也被赋予了更加诗意的表述，该国总理欧尔班将之形象地描述为：“我们坐在欧盟的船上，但需要来自东方的劲风。”这些国家的外交特色皆因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产生。俄罗斯横跨欧亚，背靠欧盟，前眺亚洲；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的诸大国瞩目之地；匈牙利则是典型的中欧国家，夹在大国之间，是从欧洲踏入亚洲的阶梯和跳板。地处欧亚，还与热闹的中东、北非相衔接的土耳其，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被赋予了相似的外交想象。

　　土耳其外交虽然多方出击，但始终追求一条主线——融入西方、加入欧盟，尽管这条路充满曲折和艰辛。从持续动荡的中东和北非、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亚那里，土耳其难以找到令自己满意、让对方接受的身份认同。土耳其有做大国的雄心，但新世纪以来，大国国际战略重心纷纷东移，使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交界处的地缘格局愈发敏感。在更大块头国家的关注下，作为中等强国的土耳其已经无法在这里纵横捭阖，也不足以成为支配周边局势的主导者。融入欧盟，做大做强，是土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不二选择。

　　目前，土耳其的外交大方向较为清晰，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欧盟接受其身份，尤其是在社会层面彻底接受土耳其。也就是说，在社会层面通过“社会化”来实现“欧洲化”，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

　　土耳其社会的身份构筑一直面临很大的问题。土耳其社会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比较认同“伊斯兰人”，到了凯末尔改革时期，又转型做“西方人”。“伊斯兰人”身份是土耳其存在和发展的源头，“西方人”身份是土耳其复兴和发展的根基，二者均根深蒂固，甚至出现了二元对立。

　　当今的土耳其人一部分认同世俗之路，坚持做文明的“西方人”；一部分怀念着曾经的帝国辉煌，希望做“伊斯兰人”。在“伊斯兰人”的身份观中，西方是必须被征服的对象；在“西方人”的身份观中，伊斯兰是必须被剔除的耻辱与愚昧。于是，两者的针锋相对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极大冲击了政治稳定。如不断发生的“荣誉谋杀”案。“荣誉谋杀”是指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被杀害的原因主要是“失贞”和“不检点”。

　　土耳其的身份问题确是其入盟的主要障碍之一。欧盟仍把土耳其看作“东方的”“伊斯兰的”。从欧盟坚持的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东方的”和“伊斯兰的”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歧视和负面含义。但从欧盟扩大的发展历程看，社会差异、社会排斥所造成的影响巨大，是欧盟始终无法解决的心病。2004年欧盟最近一轮爆炸式扩大显示出，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可以做到经济赶超，可以融入欧盟外交决策体制，可以加入欧元区，但中东欧社会融入欧盟仍很艰难，社会差异造成的移民问题、极右主义、疑欧主义、欧盟内部东西发展差异等，让欧盟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民意日益对扩大的欧盟表示不满，反馈为“扩大疲乏症”，他们认为新欧洲国家在蚕食或者剥夺老欧洲的社会福利和就业机会，这也严重影响欧盟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其经济增长和竞争力。

　　实事求是地讲，土耳其不愿意也无能力因为自身的加入而改变欧盟的“底色”。担心土耳其的伊斯兰背景会稀释欧盟的基督教身份认同，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在欧盟所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上，土耳其也形成不了障碍。基本人权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统一体是欧盟最重要的认同，土耳其在共享上述认同上并无问题。尽管二者在宗教和文化观念上差异很大，但这并非欧盟核心价值所首要强调的。一种观点认为，欧盟应该对土耳其社会的“欧洲化”表现出一定的耐心，而非因噎废食，更不能为了保持基督教俱乐部的“纯洁”而“将土耳其这个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一个“多元文化”的欧洲，是欧洲一体化之父们的梦想。

　　《 人民日报 》（ 2014年02月14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