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正确看待欧洲文明 学习、扬弃和超越

《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 　　王义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义桅的新书《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细细读来，颇有意味。

　　先从书名说起。“殇”，一般是两层含义，一是指没有成年就死了、夭折了，“海殇”，意思是海洋文明还没有达到辉煌的成年，成于其扩张，也亡于其过度扩张。第二种意义的“殇”，意为不怕死，比如“国殇”，现在的中国还缺少这种“殇”的精神。但是，有意思的是，书名的“海殇”后面，还加了一个问号——没有说是绝对的“海殇”；又加了一个副题“欧洲文明启示录”——也并没有否定欧洲文明。但是很多读者、评论者直接将此书书名写成“海殇”，问号不见了，副题不见了，这在理解上就会造成片面性。

　　由此我们也要思考，对于海洋文明，我们今天恐怕是要弃和扬。它确实有其扩张的一面、进取的一面，但是它的过度膨胀、过度扩张是要不得的；而它“殇”的精神，即不怕牺牲、不怕死的创新的精神，恐怕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把自己贬得很低，但也有人忽然把自己抬得很高。比如一有钱就狂了、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应该说，在近代史上，欧洲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欧洲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等，有些阶段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我们有些事还留有封建主义的痕迹。

　　所以，我们还需要欧洲文明反封建这个重要部分。

　　与其说欧洲文明叫“海殇”，我看更应该说欧洲正在经历涅槃，在浴火重生。不要小看欧洲文明，欧洲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强韧的生长力量，中国要赶上来并不容易。

　　当然，我们要把人家的好东西拿到，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跟在后面什么都学。现在，我们要正确学习欧洲，要扬弃欧洲，要超越欧洲，要和欧洲共赢。

　　今天讨论我们怎么看欧洲，我觉得应该注意三点：第一，我们要着眼于一个长远的50年以后的国际关系——50年以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三角”。只要中国自己稳定发展，50年以后，中国的世界地位是可以预期的，将是世界格局中的“一角”；美国50年以后将是另“一角”；欧洲的一体化虽然现在陷入欧债危机，但会东山再起，它便是“第三角”。中国—欧洲—美国，这是一个巨大的“三角”，这个“三角”是纵横联合的新“三国演义”。当然，其他多边也需要关注，比如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有G20等等。

　　第二，谈欧洲观，不是为了热闹，而是要更好地反观自己，是为了抓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有益于我们实现中国梦。如果未来10年中国稳步增长，我们应能够平稳实现发展目标；但要是错过了这个机遇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就有可能事倍功半。

　　第三，由此就要抛弃对立的思维方式——“过去中国不行，现在只有中国行”；“过去美国不行，现在只有美国好”……所以我很赞成《海殇？》中的三阶段论，首先是“求同”，其次是“别异”，再就是“和同异”。求同当然是走在一起；别异就是我的价值就是我的价值；“和同异”，不如就说“和而不同”。欧洲就是欧洲，中国就是中国，欧洲那一套，中国不要简单学，但是要走在一起，和而不同。

　　那么如何走在一起？第一，中欧应该携手，重建新的关系。中国一度是重陆地而轻海洋，长于陆地行走而弱于海洋航行。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后继无人？今天我们在努力迈向海洋的同时，应该继续善走陆路的优势，再度从陆路走向欧洲。中国和欧洲是两个有文明底蕴的地区，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地理上天然联系在一起，文化上也有难以抗拒的亲切感，而且目前都在重新崛起。强化陆路沟通，我们不会拒绝海洋；强调海洋，我们不会拒绝天空，网络正在创造智慧地球，新的丝绸之路就不是两点的相连，而是立体交叉，是多元文明的融合。不是区分“你、我”，而是寻求“我们”；不是重现两千多年前帝王将相在农耕文明照耀下走出昔日的辉煌，而是要为世界和谐发展创造新的辉煌。

　　第二，谈到欧洲观，中欧应该携手，促进新的文化复兴，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本书中我极其赞同的一点。文艺复兴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解放了人，不再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解放了生产力。但这种解放又有点过度了：过度的扩张，搞得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都很紧张。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形态、世界体系。但这个体系一开始就延续了帝国体系的殖民结构，一开始就形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衍生一系列的矛盾，引发世界大战。这个体系一开始就出现解构。“二战”的中心不再是欧洲了，从这个体系中还崛起一股与之对抗的力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后来苏联垮台了、解体了。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在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我们最应吸取的教训，就是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诚如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建立。中国要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那种与西方世界不共戴天的冷战对手，不是西方说什么，我们就偏不说什么，西方说民主，我就不说民主，西方说人权，我就反人权；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自身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一个怎么正确看待欧洲文明的问题。欧洲文艺复兴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是它是过度扩张，把世界关系搞得很紧张，把社会关系搞得很紧张，把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最后感到生态危机是大问题了，要建立生态文明，要不然地球就搞垮了。文艺复兴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艺复兴使人解放，但是人又异化，怎么办？退回去吗？美国也好，要摆脱危机的欧洲也好，正在崛起的中国也好，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人类自己要约束自己，要有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要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了——还原成一个又有创新精神、又敢于下海、又敢于上天的和谐的人。

　　这种新的以人为本，新的文艺复兴就是新人文主义。古罗马就有人文主义，当然那时候的人文主义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礼仪文明。18世纪德国也有人文主义，但过于追求哲理。只有14世纪到16世纪的人文主义，一度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今天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不就是以人为本吗？13亿人的以人为本，所以新人文主义的旗帜理所当然的应该抓在我们手里。

　　中华文明一定要以谦虚的姿态向欧洲学习。当然我们也有好东西，要赶快发展。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学习欧洲、扬弃欧洲、超越欧洲的智慧。

　　《 人民日报 》（ 2013年12月24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