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晚报：禁烟立法应重制约轻处罚

　　目前，由国家卫计委、中国疾控中心拟定中的全国公共场所无烟法规，拟严格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将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工作场所，以及网吧、餐厅等室内公共场所全部定义为需要100%禁烟的公共场所。国家层面的控烟法规已纳入全国人大2013年三类立法计划。 （12月12日《新京报》）

　　公共场所禁烟谁都知道重要与必要，但有关部门并无力破解公共场所禁烟难题。一是陋习的根深蒂固，二是管理疏导的缺失软弱。特别是管理上很多人都认为是立法的滞后，的确这也是主要因素。然而，立法未必能够解决问题。譬如，自2011年5月，我们从国家层面上开始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以来，效果甚微，而深圳施行控烟条例十年未开一张罚单，反而成了禁烟难的例证。

　　可以说，立法禁烟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执行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各地立法中有诸多的教训值得警醒。环顾这些禁烟法规，差不多都被当成了行政管理法规，而罚款似乎也成了唯一的手段。而从行政管理的利弊来看，罚款从来都不是最优的选择，诸如近年来各地整治“中国式过马路”，一时罚单满天飞，但能够起到的效果是短暂的，并且管理的成本相当高。毫无疑问，立法禁烟的处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网吧、宾馆等公共场所100%禁烟，单纯把禁烟当成了部门与吸烟者之间的事，一罚了之，禁烟就成了猫鼠游戏，逮着与否，全凭几率。

　　立法禁烟应形成充分的制约机制，让公共场所管理者、执法者与吸烟者，都有清晰的责任与义务。比如，宾馆、网吧经营者负有场所禁烟的责任，有人违规吸烟，该处罚的不是吸烟者，首先是经营者，这样公共场所才有禁烟的动力。当然，也应赋予场所经营者相应的权限，如医院、车站等还可以从就医、乘车等方面给予必要的限制等。

　　同时，要善于算计禁烟的累计成本，避免处罚成了一锤子买卖，增强管理的教育、引导和惩戒功能。比如，充分赋予公共场所吸烟者处罚类型的选择权，如社区义工、公益劳动和罚款，不以经济处罚为主要目的。又比如，建立违规者信用记录机制，计算累积成本，与相应的准入门槛挂钩；建立公共场所禁烟履责情况运用机制，与场所的经营挂钩。

　　此外，还应立足于禁烟维护公民健康权益，赋予公民对公共场所吸烟的投诉权利，监督公共场所经营者履行禁烟责任。当然，也要建立警察介入禁烟的保障力度，吸烟者在不听从公共场所劝阻、不服从处理的情况下，由警察给予必要的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