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其中规定,公务招待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接待省部级干部可以安排普通套间。(12月9日 新京报)
纵观这份规定,最大亮点就是细化。全文不过26条内容,却一共提出了38项禁令,涵盖接待活动食、宿、行、迎送及警卫、预算和报销等一系列关键环节,可谓细致入微。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了明确的硬杠杠,各地公务接待的管理和监督无疑更具操作性。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针对三公消费出台的禁令超过百项,但奢靡之风仍有日趋泛滥、蔓延之势。一纸新的红头文件能否打破怪圈,遏制住公务接待这一“不落腰包的腐败”现象,还要打上一个问号。毕竟,公务接待往往只是接待者和被接待者的“面对面”,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况下,双方很可能心照不宣,对于超标接待形成某种默契。更何况,一些地方为了争取政策和资金,讨好上级领导还来不及,哪里会严格按照规定,让领导吃工作餐、住标准间?
对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配套的监督和问责跟进是必要的。不过,由于公务接待的特殊性,上级监管和公众监督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即使查出几例违反规定者,也无异于“隔墙扔砖”,这种小概率风险难免让一些地方和干部心存侥幸心理。近年来,公务奢侈消费事件屡屡曝光,却又不断有人前赴后继,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公消费成为顽疾,种种规定遭遇执行难,其症结就在于部门和官员有超标消费、奢侈享受的资本。其一,现行财政预算制度不规范、不透明,公务接待可以混在日常公务开支的预算中掩人耳目。退一步讲,即使公务接待费用堂而皇之地超出预算,有关部门也不用给公众一个解释,更不会受到问责。其二,一些部门私自设立“小金库”,或是向下级单位、企业摊派转嫁接待费用,照样可以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其三,相关规定之间缺乏衔接,存在制度漏洞。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公务接待的细则出台了,但是财务制度没有及时跟上,钱还是这些人管着,请客吃饭还是靠‘领导一支笔’,相关规定就大打折扣了。”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对公务接待定规矩的同时,更要从源头约束公务接待费用支出,让部门和个人不仅“不敢”超标,更“不能”超标。香港的“节俭政府”形象一直深受好评,其秘诀就在于有一整套透明详实的财政预算制度。每年预算案编制,都要接受立法会的质询和审核,细化到某个部门的桌椅添置、灯泡更换支出。而芬兰中央银行的高官因为公务接待中多上了一道鹅肝而黯然下台,则在于其消费的每一道菜品都要在网上公示接受监督,而不是拿回单位自行报销了事。
要想规范公务接待,就必须借鉴这些经验做法。将公务接待纳入预算管理,健全问责机制,强化预算刚性;消灭预算外收支,让所有行政费用置于监管视线,堵塞漏洞;建立规范透明的财务制度,以权力的制衡和公众的监督,对领导“一支笔”报销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