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18日在“挺控烟再十年——中国签署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沙龙”上表示,目前我国控烟力量逐渐壮大,控烟氛围逐渐浓厚,但是控烟步伐缓慢,控烟履约绩效很低;公共场所至今尚无有效的全面禁烟措施,全国约有7.4亿人饱受二手烟危害。为此,专家呼吁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环境无烟法规,将全面控烟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履行和实现人民健康的约束性指标之一。
全面控烟是一项涉及全民的健康工程,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到环境现场的遵守执行,都不能放缓节奏。目前,控烟氛围“喊破嗓子”,但控烟措施的缺席表明,各级部门和社会各方面仍然没有“甩开膀子”。
从“无烟奥运”到“无烟世博”,再到“世界无烟日”的宣传推广,一场场运动式控烟此起彼伏,然而宏观层面法律保障不足和执法监督不严,使得吸烟行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控烟事倍功半,反而降低了公众对控烟的敏感度和责任意识。
全面控烟,阻力何在?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对烟草及其制品的成分、包装、广告等问题均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签署十年来,我国在不少直接条款上都未达到公约要求。这首先与烟草行业的社会责任不强、对控烟立法和守法的强力抵制有重大关系。可以说,烟草行业的商业利益,在制烟卖烟与控烟戒烟中,站在了国民健康利益的对立面。
烟草流行趋势的“七寸”并不难找到,根据2012年研究和统计数据,烟草行业中央税收占中央税收总额的8.32%,多年独领纳税500强之首;就全国平均而言,在烟草行业的集中性地域,地方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极高。政企不分的烟草专卖体制将监管者和经营者混为一体,让生产烟草的人来控烟,好比左手打右手,力度如何可想而知。
从经济角度来看,烟草行业税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消融在医疗、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支出之中,烟草致病的经济成本已经高过了其利税收益。同时,有研究表明,如果将烟草行业的资本无损失转入其他同类行业,可吸纳多于原来近9倍的劳动力,对整个宏观经济而言也能获得更大的总产值。无论从哪个方面,将烟农、烟企和烟草专卖、财政税收捆绑,都是一件运行成本逐渐高企的事情。本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职能的纲领性原则,松绑专卖体制交给市场也好,重新定位烟草专卖局的职能也好,破除利益阻力加快立法也好,国家层面都理应对全面控烟采取更有力度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