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伟德：登报承诺“杜绝红包”是对自我监督的迷恋

　　作者：堂吉伟德

　　11月13日，安徽宿州市委书记、市长等34名市级领导带头签订“杜绝红包现象，纯洁人际关系”承诺书。11月14日，该份有着34名市级领导亲笔签字的承诺书刊登在宿州市委机关报——《拂晓报》。（11月15日新京报）

　　所谓承诺就是发誓，表明一种态度。按理说，出于对收红包危害的认识，以及领导带头的需要，书记市长们签订“杜绝红包”在用意上确实值得称道。毕竟，相比于未承诺而言，这种自我监督也属有限的进步，其间不乏“道德治理”的影子。即便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也不能以最坏的恶意去惴度，以便打击自我监督的积极性。

　　然而问题在于，假若道德自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那种“敬畏鬼神”时代的誓言，也便再难发挥作用。类似的承诺并不鲜见，在各个行业都已成为一种必然的程序，比如开网吧的要承诺不让未成年人上网，参加考试的要承诺不作弊。至于官员的自律承诺更是不乏其例，从作风整顿到效能建设，从满意活动到治理庸懒，从深入基层到抓好落实，领导承诺都是其间不可或缺的环节。更何况，反腐倡廉涉及的面广，职务腐败的种类繁多，除了收红包还有吃回扣，除了收贿赂还有搞营私，若要承诺也是“远离腐蚀永不沾”，而不仅是单单的“杜绝红包”。

　　相比于其他腐败行为而言，红包的危害性并非最大，仅仅是承诺“杜绝红包”有避重就轻之嫌。虽然我们的官员任职没有“手按宪法”宣誓的程序，但在集体谈话之时，也往往会表明态度。况且不收红包不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更属于法律规范的行为。收红包不仅是道德不检点，更违反党纪国法应当受到处罚。从法律的范畴来说，收不收红包并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自觉，而取决于法律的规范效率。

　　将法律调整的行为，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自觉就是末本倒置。不可否认，道德规范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但若是过于倚重就会成为迷恋。同时，道德规范的基础很薄弱，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素养作为支撑，并能发挥必要的限制作用。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都急速下滑，那么权力者的道德宣示就近乎于炒作。现实中，台上高声反腐倡廉，台下行贿受贿，表面一本正经，满肚男盗女娼者不在少数，近的不说，近如前南京市长季建业，前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等，莫不一边给别人做廉政报告，一边底下大肆收受贿赂。

　　大量事实说明，对于权力约束来说，所谓的权力自觉最不靠谱，过度相信道德自律就会让权力失去约束。道德自律无法解决“不做了怎么办”的问题，需要相应的法律处罚和党纪政纪处分进行补强。从权力治理的规则来看，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还得靠刚性的制度而不是“自我的誓言”。

　　承诺只是君子的座佑铭，但君子往往不屑于承诺。如果承诺有用，也不需要采取“依法治理”了。口惠而实不至不仅是种炒作，更是一种欺骗。公众必须意识到，观其言更要看其行。“不被承诺遮住眼”，才能理性看待承诺“杜绝红包”的行为。

(来源:齐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