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幸福感高低并不在于市长

　　中国城市正在发展成熟中，应高度重视阶段性指标揭示出来的隐患，千万不能被它所蒙蔽，甚至将其错误理解为“优势”。超5成公众误会，说明我们还需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社会培育过程，如处理失当，很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

　　近日，《小康》杂志通过对200多座城市、近万受访者的调查，发现超5成公众称幸福取决于市领导。

　　乍一看结果，有些愕然：现代社会的公众幸福应依托于制度，怎能系于具体的人？人是高度复杂的，具有不确定性，很难保证政策的平稳持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依靠法治，而非人治。

　　公众对市领导期望过高，两个原因不容忽视。首先，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只有20年左右，历程较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对现代城市管理还不太熟悉；其次，城市社会发展不充分，政府掌控较多资源，在资源分配上，领导决定权偏大。

　　调查结果显示，在传统大城市中，公众反映迥异。比如北京，只有43.5%的受访市民认同幸福取决于市领导，广州的调查结果亦与北京近似，均明显低于平均数字。这说明，中国城市成熟度存有差异，而不成熟的城市化，是未来发展的风险因素。

　　现代社会高度多元，每个人的幸福感均不相同，很难找到一个能让大家都满意的标尺。此外，城市生活天然存有短板，节奏更快，压力更大，随着传统小共同体崩溃，我们被抛入陌生人的世界中，心中充满焦虑与不确定感，让城市人的幸福感受到压抑。

　　面对不可突破的瓶颈，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社会来解决。毕竟，领导再好，也突破不了城市本身的局限性，不如大家在博弈中磨合，形成各自的解决方案。

　　相反，将资源大包大揽，短期看似乎效率更高，一个好政策出台，会提高很多人的幸福感，可这也让人们形成错觉，以为要幸福就得靠领导，可当他们感到不幸福时，又会觉得领导有问题，又会将怨气撒到他们的头上。于是，大家都坐下来抱怨，而不是主动作为，这样的社会必然戾气丛集，难以进步。与其如此，为什么不早点建立一个鼓励大家都去作为的机制呢？为什么不早点把资源分散开，放手社会成长呢？

　　中国城市正在发展成熟中，应高度重视阶段性指标揭示出来的隐患，千万不能被它所蒙蔽，甚至将其错误理解为“优势”。超5成公众误会，说明我们还需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社会培育过程，如处理失当，很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