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从重”改“加重”才能彰显幼女保护

　　近日，云南昭通市大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原办公室主任郭玉驰强奸4岁幼女一案，引发网民围观。压倒数的意见指向此案一审的5年徒刑有“重罪轻判”之嫌。近日，昭通市检察院也以原判量刑明显不当为由提出抗诉，昭通中级法院则在17日指令大关县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刑事部分进行再审。原判附带民事部分也一并被发回重审。

　　再审程序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依法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来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强奸4岁幼女判5年是畸轻还是得当，还需再审裁判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单从本案的舆情反馈来看，多数意见集中在道德评判和价值评判。普通民众对5年徒刑感觉“畸轻”，与一些法律界人士基于现行法认定此案判罚“合乎规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以多数意见来否认专业判断，容易导致“多数人暴政”；若以专业判断来简单否定民意表达，也易导致司法专横。要厘清这些来自不同判断标准所得出的结论性意见，我们仍应回到现行法律本身。

　　有关强奸幼女的罚则规定在刑法二百三十六条中，即“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在没有其他加重情节的情况下，奸淫幼女的刑期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从重处罚”。刑法虽没有规定如何“从重”，但依语义理解，哪怕是取法定刑期的中间线为基准，“从重”也应以“六年半”为界，超过此数才称得上“从重”。若以“三至五年”来判罚，奸淫幼女与强奸妇女还有何区别？这显然与刑法想要强化对幼女的特殊保护不一致。

　　但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恰恰就未能体现对幼女的特殊保护，而将奸淫幼女与强奸妇女简单混同。该份“意见”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也正因为有这份“意见”在，奸淫幼女在司法实践中被判三年至五年的个案，几成常态。

　　也许我们可以乐观期待，云南这一4岁幼女被强奸案在备受舆论的关注之后，能够得到矫正的正义。但这并不能杜绝下一宗“奸淫4岁幼女被判5年”的出现。我们更应反思最高法院的“量刑指导”是否合乎刑法的精神，并确保了法律的准确实施。既然刑法将“奸淫幼女单列”，并明确“从重”，这就表明了对“强奸妇女”和“奸淫幼女”不能使用同一个判罚标准。而在更具体的量刑标准上，奸淫一名接近十四周岁的幼女和奸淫一名只有四岁的幼女，理应有所区别。

　　立法层面的解决方案，可以是通过对刑法的修订，直接将“奸淫幼女”归入“强奸罪”的加重情节，使之起刑点落在十年，而不是混同于“强奸妇女”。或至少，将“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列入“强奸罪”的加重情节。“从重”不重，幼女的特别保护也无从体现。这才是云南此宗个案带来的立法追问。

　　王琳（海南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