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评：“政策有变”不能成为银行悖逆契约的借口

一份本金为1000元的银行保值储蓄业务，说好了24年后收益率超100倍，能兑现吗？1989年，湖北丹江口市民盛忠奎夫妻二人就满心欢喜办了这样一份业务，他们拿出2000元积蓄存入当地某国有银行办理两张存单，上面写明24年到期后本息共22万元。今年，存单终于到期了。可当盛忠奎夫妇去银行取钱时，却被告知存单已失效。

银行还是那家银行，存单还是那张存单，白纸黑字的合同契约还历历可见，但承诺已经灰飞烟灭。银行的说法是央行1989年针对保值储蓄下发了紧急通知，该业务期限最多不能超过8年。这说法看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循规守矩，依法办事。但这样的说辞显然于情于法难以令公众信服——如果“政策有变”可以成为剥夺储户合法收益的合理借口，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商业银行可以借助政策直接将客户各种收益悉收囊中？

从情理上说，银行与客户的合同要约在前、央行的相关规定在后，且不说这样的规定该不该既往不咎，就算要终止合同，起码也应该尽到告知的义务。明知有了禁令、明知储户不知情，客观上放任了储户权益受损的事实发生，等到人家24年后上门取款才宣告合同无效，这算不算背信弃义？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自当更清楚诚信精神与规则意识的意义。20多年前的2000元人民币，购买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揽储的时候高息允诺，兑现的时候拿政策规避义务，少数商业银行究竟视信誉与责任为何物？

从法理上说，当事银行以上级部门规定为由，拒绝按照原来约定兑付存单，涉嫌合同违约。这里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合法的合同关系，单方变更合同条款是无效的，真要改变具体规则，需要告知对方并征得对方同意，履行相关程序方可变更；二是拒绝履行合同也可以，譬如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条款”，但央行的规定能成为不可抗力吗？此外，《储蓄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储蓄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侵犯储户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政策变化可知可控，储蓄机构却放任了储户损失的发生，赔偿责任何以豁免？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说：“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对契约精神的敬畏与尊重，是现代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源。一方面是近10年来，国内银行业整体利润在众多产业中一直居于领先水平；另一方面却是乱收费、格式合同等乱象丛生，对小客户傲慢与偏见，凡此种种，已经成为国内商业银行迈向国际化的桎梏。

好在央行今年7月宣布，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在7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业打开大门，已经是大势所趋。当此背景下，如果不能以契约为生命、以服务为核心，传统商业银行又如何在自由充分的竞争市场继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