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婚宴中的“份子钱”有多少“学问”

国庆假期婚礼“扎堆儿”，有人称七天要参加12场婚宴。当然，喜酒不是白喝的，送“红包”是少不了的。有记者对北京、上海、河南等全国100名不同职业人员进行调查，有67人参加过领导婚礼，56.7%的人送领导的份子钱要高于送普通同事，数额高出近一倍，还有高十倍的情况。

虽然社会提倡勤俭节约，但结婚是人生大事，有人想大操大办，也是个人选择，只要不涉及公款与腐败，旁人的微词只是微词。对许多人而言，婚礼上的红包有心照不宣的“等价交换”意味——今天你结婚我送你多少，来日我结婚你也将回送同样的数额。这种“往来规则”大致能使一些人“收支平衡”。

但是，上述规则并不适用于某些领导或其子女所办的婚宴。给领导家办喜事送更大的红包，并且按照领导有多少实权权衡送出的红包到底该多大，其实是另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不会出现在任何教科书中，却又实实在在地被许多人深谙并实施。

送领导大红包者也怀有不同的心态，要么是有事相求于领导，要么是害怕送的少被穿小鞋，还有人干脆借机大肆行贿。行贿者在送出大红包的同时，预期着权力者在项目审批等方面大开绿灯，给自身带来N倍于红包的“增值”回馈。指望领导在职务上给予提拔的人，则希望靠升迁获得更好的地位与经济收益。还有更多人则是“陪绑”——红包数额不足以打动领导，既不能指望领导的权力回馈，也不巴望自己结婚时领导回送同样的数额，这种“随礼”完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并且“包子”还不得不扔——某些领导记不住送礼金额不突出者，但对一分钱没送的人却记得门儿清。为了不给领导留下不良印象，必须笑脸送上。

某些领导借婚丧嫁娶敛财不是新闻，但类似的事却不断成为新闻。比如，北京一名村干部在今年国庆期间，为儿子大摆三天婚宴，婚礼设在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厅，酒席共计约250桌，还请来一些演员助阵，保守估计花费160万元以上。当事人辩称“都是亲家出钱办理”，但明眼人知道，京城的一些村官实在是“官不大权不小”。何况，如果没有广泛且深厚的人脉网络，能请来250桌的宾朋吗？众多来宾好意思“空手赴宴”？

有关方面没少出台规定，严禁干部大摆宴席、收受礼金。但某些干部不是顶风违规，就是下有对策。比如，上级规定婚宴不得超过多少桌，有人化整为零、分批办。即便婚宴桌数不超标，筛选邀请“贵宾”一样能确保丰厚收益。还有，明着不摆宴席，不意味着暗地不能送钱与收钱。说白了，婚丧嫁娶不过是由头，只要有缺乏约束与监督的权力，只要有送钱与收钱的心，行贿与受贿总会变着花样进行。单纯规定干部婚宴桌数，难掩头疼医头，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