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轻纵行贿”亟须校正

一位在位的公安局长，因偶然的机会被网友发现曾有法院判决认定他向上司行贿5万元。“行贿无罪”由此再度引发舆论热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估算，他认为当前行贿者受到司法追究的比例，可能仅为受贿者的1%。

精确的数据或可再作考证，但“严惩受贿、轻纵行贿”却是事实。只要翻开每年最高检的工作报告，都能看到受贿案与行贿案的差异。客观而论，我们并不能强求受贿案与行贿案的完全对等，但差异过于悬殊，这样的司法现状显然不正常。

从行为性质上说，有受贿一定有行贿。受贿和行贿都是刑法罪名，不存在一个“严惩”一个“轻纵”的问题。就行贿而言，依“两高”联合发布的《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作为这一原则的例外，只有“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才“可以免除处罚”。

也正因为这个例外，为行贿人逃离法网提供了一道方便之门。如何判断行贿人的交代是“主动”还是“被动”，这里的自由裁量权足以藏身诸多猫腻。不区分行贿犯罪的严重程度，不区分行贿人悔罪的情节，以“主动交代”来免罚，已俨然有行贿人“保护伞”之实。要知道，很多贿赂大案都是纪委先介入，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谓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实都是在纪委双规期间的“被动交代”。以此为免罚的理由，难免造成对行贿人的轻纵。

有媒体建言，严惩行贿从“提高刑侦技术”起步。这因应了贿赂犯罪取证难的现实困境。于中国而言，刑侦技术的提高，确有必要。这并不是贿赂案件中才有的问题，而是侦查中的普遍问题。对贿赂案件的科技侦查而言，关联最大的就是监听。而监听恰恰又是最易引发争议的科技侦查手段。如何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中保持平衡，将成为“提高刑侦技术”的最大考验。

为实现对贿赂犯罪的均衡打击，同时体现罪刑相适应，笔者的建议是：取消《刑法》第390条中的“免除处罚”条款。而将后面的“可以减轻处罚”细化为 “应当减轻”、“应当从轻”和“可以从轻”三个档次，分别对应行贿人在主动交代和被动交代上的不同情节。

与此相适应，可考虑将已成为司法潜规则的“污点证人”制度合法化。与其让行贿人与办案人员在暗箱中勾兑，不如鼓励行贿人走上法庭公开指控受贿官员，并给予此类“污点证人”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制度“诱惑”。污点证人上法庭的另一重意义在于，民众可以清楚地知晓行贿人之所以从轻、减轻或免罚的原因。公开才是消除质疑最佳利器。

对行贿犯罪的轻纵长期以来备受民众关注。打击贿赂犯罪抓住受贿人这条主线是对的，但也不能对行贿视若不见，甚至有罪不罚。“苍蝇”和“老虎”一样该打。“老虎”少而危害大，“苍蝇”多且危害广。反腐败不能有所偏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案必查、一查到底，这既是执政党的承诺，又是司法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