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敏感”，才能不断“发现”（文艺观察③）

　　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今天这个时代，从衣食住行到思维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内心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我们既有的生活与知识已很难面对与解释这一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生活的变化保持敏感，必须不断更新知识，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与思维方式，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对我们的时代及我们自身有更深入的理解，才能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心造的幻影中。

　　“深入生活”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从倪焕之、萧涧秋等启蒙知识分子，到左翼作家笔下的共产党员，都在与民众的结合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文艺为群众服务”确立为一种原则，倡导作家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在自我改造中重新确立新的阶级立场与世界观。这一原则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在民族解放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也创造了新的文学与艺术形式。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尤其是“文革”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却得到了庸俗化的理解，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也被扭曲，文艺似乎只能描写工农兵的生活，而工农兵的生活也只能按既定的阶级分析来描述，这可以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反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处处有生活”，强调每个阶层、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生活”，都有被描述的权利与价值，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解放作用；90年代之后提出的“日常生活”、“私人生活”，则在“处处有生活”的逻辑上更进一步，强调作家对“个体”日常与私人生活的描述，这一创作观念既有新的发现，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那就是回避公共生活及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而只沉湎于个人的小悲欢，这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对这一倾向的反拨，近年来“底层文学”及“非虚构写作”崛起，试图重新建立起文学与世界、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处处有生活”、“日常生活”、“私人生活”等创作观念也有其合理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情感及内心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也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乃至私人生活中。比如电话，从呼机到手机再到最近几年的智能手机，在这10多年的时间中，电话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又体现出什么样的时代变化，这是值得我们观察和思考的。类似这样的例子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是当代中国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将“日常生活”、“私人生活”的当下状态视为自然而然的，而从历史的视野去观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可以清楚地发现，我们置身于当代历史的剧烈变化之中，而只有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变化，我们才能理解“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的细微变化。在这里，所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处于历史之中并与公共生活密切相联系的。如果我们仅仅沉湎于“日常生活”的当下状态，那么不仅会失去历史感与现实感，也将会失去发现生活奥秘的敏感与热情。

　　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处处有生活”有其合理性，在80年代初也有其历史针对性，但后来这句话逐渐被拿来作为知识分子自我书写的“辩护”，为描写精英阶层的生活提供了合法性，而工农兵等普通人的生活则成为规避的对象，这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弊端。当文学中充斥着精英阶层的情感或欲望故事，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幻想与情绪波动时，底层民众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却被极大地忽略了。今天，我们重提“处处有生活”，或许其意义在于突破作家小我的生活圈子，深入生活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

　　生活需要发现，而要发现“生活”，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样的眼光来自于历史与思想的新视野，以及对生活中细微变化的敏感。只有保持对生活的敏感，作家才能真正有所创造，当然每个作家切入生活的角度各不相同，每个作家也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但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我们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期待作家能够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