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站在后面的观众往前移,不要怕坐官员的位置,他们来迟了,就应该站着听。”出现在广州南国书香节上的易中天本来是谈中国文化传承的,但是最让他的听众和读者感到兴奋的,却是他关于空置座位的一些调侃与抨击。(8月19日新华社)
如果书展没有预约留位的服务,亦或者,官员无法准时参加书展的讲座,那么给他们预留的座位就会变得显眼——为什么其他人得不到这样的服务和待遇?当一种服务和待遇,是因为身份而产生时,这种身份总会让人联想到特殊、特权。
官本位这个词,看起来空洞抽象,但在现实中,它就是如此细微地表现出来。哪怕,官员只是参加一次讲座,哪怕,他们只是听众不是主角,他们依然需要通过保留座位来体现自己。这倒未必是官员的刻意要求,在组织者看来,这只是一种常规的安排——当某个空间中有官员出现时,难道不该给予官员更高的待遇?否则,尊重如何体现,周到细致的服务如何体现?
这种自觉,正是官本位思维深入渗透的表现。尽管一个社会存在很多价值排序,但是一旦涉及到官员,那些原有的价值排序就可能被打乱,或者说被简化。就像在书展上,原本的序列是,越爱读书的人越应该听到讲座,获得座位,但一旦官员参加,人们就可能靠边站。而事实是,有些时候,有些环境,官员的地位是没有必要突出的。如果突出,反而会让人觉得有些尴尬和无奈,也会让官员的形象变得突兀与孤立。
所以,在书香节上,易中天对空位现象发表了评论——他不能接受位子空在那里,等迟到的官员;他更愿意看到这些位子让给那些想听讲座的普通人。这既是对普通人的尊重,也是对生活常识的重申——在一个讲座的组织中,那些真正想听讲座的人,更需要尊重和照顾;在日常生活中,先来后到是基本的秩序,这个秩序应该被所有人遵守,不能随意地破坏和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