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世说心语：醉翁亭游思

　　想写此文为时久矣。

　　半个多世纪前，我在读中学时，语文老师教《醉翁亭记》，诵读“环滁，皆山也”，摇头晃脑，抑扬顿挫，此情此景，令人难忘。当时多想出去到此一游，只是限于各方面条件不能如愿。

　　抑或有缘。十年前的一个盛夏，出差途经安徽滁州，当地报界同仁陪同去琅琊山，机会难得，于是午餐后不休息，径去拜谒醉翁亭。由于小时候读过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而今身临其境，难免喜出望外。“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过竹径，进凉亭，读楹联，出了居室，绕亭一周，再读碑文，这才发觉醉翁亭规模不大，建筑也简，文物不多，一下子有点扫兴，也有点对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心存疑虑了。

　　归途中，想到古建筑学家、园林学家陈从周教授生前讲的一番话，方责自己如此游亭观景几近肤浅。他说：“旅游，旅游，总是先要经舟车之旅，到了景点再走人畅游。但这样还不行。至多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游不到点子上、兴头上。旅游除了‘旅’、‘游’之外，还得有‘思’。旅、游是思的前提、条件与基础；而思则是旅、游的体味、收获与乐趣。”我的醉翁亭游思，一下子活跃起来。从中学时读《醉翁亭记》美文，想到为何“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直想到眼前古朴、简陋、清静的凉亭……

　　十年过去，“醉翁”欧阳修为何嗜酒忘归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近读欧阳修的《丰乐亭记》以及《宋人轶事汇编》、《唐宋八大家》等，方才“思”出了一些头绪。

　　据史载，欧阳修登上文坛和仕途之时，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斗争激烈。欧阳修站在范仲淹一边，自然难免受到影响。果然，范仲淹被迫下台之后，欧阳修也遭贬谪，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做了九年的地方官。《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即是他任滁州太守时所撰。两文皆散文佳作，且可以互为印证，可见欧阳修当年的志向与心迹。如果说《醉翁亭记》是欧公爱酒好饮、醉酒不归、与民忘情同乐的醉后纵情自白，那么，《丰乐亭记》则是他酒醒后坦然陈述“修既治滁”，与民分享“丰年之乐”的由衷感受。欧公在琅琊山、丰山的清泉岩间，“仰而望山，俯而听泉”，“俯仰左右，顾而乐之”，悠然自得，好不快活！

　　有道是盛世修志。欧阳修丰年筑亭，事出有因。他“疏泉凿石”，修醉翁亭，造丰乐亭，均出于“以与民同乐”的初衷。《宋人轶事汇编》则刊有欧公自述：“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这表明欧阳修当时也意识到“无事得谤”、株连受贬的缘由。抑或因此在治好滁州之余，乐得在醉翁亭与民共饮，在与民同乐中了解民情，以得民心，岂不两全其美？更何况，欧公素无酒量，一饮便醉，一醉方休，乐不思归，正是借此与民同享丰乐。“醉翁之意不在酒”，除了“在乎山水之间”之外，岂不正在于此吗？

　　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所撰《祭欧阳文忠公》中，也有“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的感叹。他也曾“临风想望”，盛赞欧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醉翁、丰乐两亭的修筑，两亭记的撰述，便是足证。《醉翁亭记》可谓是其“酒醉后吐真言”之作。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而《丰乐亭记》可谓未饮酒时清醒之言。“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以与民共乐”。欧公之言，凸显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的淡泊志向。这并非仕途失意的自我解嘲，而是北宋这位深得民心的滁州太守、当地百姓“父母官”的自省其志、自信其心、自得其乐之谓，得来令人既感慨又感奋。

　　“开卷有益”于旅游之思，使得我更体会陈从周先生“旅·游·思”之三味。特作《醉翁亭游思》，与诸君分享共思。

　　《 人民日报 》（ 2013年06月26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