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法眼：为何抱着孩子卖假证

　　在城市的一些地段，常常可以这样一群妇女：她们有的是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有的是抱着小孩的哺乳期妇女，遇到行人路过便一拥而上，兜售假学生证、毕业证、驾驶证、身份证……

　　按理来说，这种既存在违法被抓风险、又十分辛劳的事情，应该由身强力壮的人来做，但为什么孕妇和处于哺乳期的妇女成了主力呢？为此，笔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就算被抓了，我们也不怕。都抱着孩子，警察也不好管”

　　5月29日下午，笔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东门附近的天桥。这里原本聚集着大量兜售假证的孕妇和抱孩子的妇女，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天，笔者在这里却没有看到她们的身影。

　　笔者向一位坐在天桥上休息的环卫工人打听卖证妇女的去向。环卫工人的回答让笔者恍然大悟：“最近警察抓得严，今天又有人来抓了，刚才还有几个抱孩子的妇女在天桥上，警察一来，全都跑了。”

　　正当记者准备离开时，环卫工人突然说了一句：“小伙子是不是要买证？你等会，我帮你联系她们。”说罢这位环卫工人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去路对面的地铁站门口吧，卖证的都在那边。”环卫工人指了指。

　　环卫工人的“热心帮助”实在是让人高兴不起来，不知道是他收了卖证者的好处，还是对这个现象司空见惯了。但最起码的判断是，他们的联系应该是经常的、顺畅的。

　　到了地铁站门口，记者看到了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没等开口，她便迎了上来，“要买证吗？”口吻很是职业，问话也很直接。当被询问到都有哪些证件出售时，卖证妇女的口气大得让人咋舌：“什么证都有，我们这里大多数证件的样本都有，全都可以做。即便是很少见的证，只要你提供样版，我们照样可以给你做出来。”

　　卖证妇女出售的证件种类极多，其中仅仅是学生证，就有北大、清华、人大、北外等诸多名校的，“但是，并非所有学校都有，有些学校的学生证销量不好，我们就不做。这都是专业排版的，排一个版好几万块钱呢，要是卖不出去我们就亏了。”卖证妇女如是说。

　　在记者和卖证妇女攀谈的过程中，她怀里抱着的孩子一直睡得很熟，记者询问为什么出来卖证还要带着孩子，卖证妇女回答道：“没人帮着看孩子，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只能自己带孩子！”

　　卖证妇女还谈到，现在卖证的人已经比从前少了很多。最近警察来得频繁，她们时不时地“打游击”。“就算被抓了，我们也不怕。都抱着孩子，警察也不好管。”

　　在卖假证的行业里，孩子是违法者的一大“护身法宝”，有的妇女拖儿带女出来卖假证，有的家里没有合适年龄孩子的，还向别人借个孩子。据报道，一些不法分子甚至通过胁迫、哄骗、拐卖等手段，让妇女带着孩子卖假证，而自己身处暗地，非法牟取利益。

　　孕妇、哺乳期妇女虽不能执行行政拘留，但违法仍需担责

　　对于贩卖假证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裴广川指出，出售假身份证应该以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的共犯对待，适用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定罪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出售假学生证、假毕业证、假外语四六级证、假驾驶证的行为则要区别对待。对出售假学生证、假毕业证、假外语四六级证的，应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的共犯对待，适用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定罪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对于出售假驾驶证的则应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共犯对待，适用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非法所得数额巨大，定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量刑过低的，也可以考虑定诈骗罪。

　　“对于卖假证的妇女来说，携带大量假证到现场的并不多见，如果认定犯罪，在搜集证据方面相当困难，而当场被查获的证据至多也才够得上治安行政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因此，卖假证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即便被抓，很快就可以放出来，从而长期逃避处罚。”裴广川对为何有这么多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卖假证做出了解释。

　　清华大学教授余凌云则认为，孕妇、哺乳期妇女卖假证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过老年人、残疾人利用法律上的区别对待来逃脱处罚的事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怀孕或者处在哺乳期就是违法者的“护身符”。

　　裴广川说，不执行行政拘留，仍可以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在刑事处罚方面，我国刑法除规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之外，没有对其规定与普通犯罪主体区别对待的条款。监狱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于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暂不收监。但是结束哺乳期后，仍将收监。在不收监时逃脱的，将按逃脱罪处理。这说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违法行为同样要受到处罚，并没有被区别对待。

　　上游打击假证制造者，下游摧毁假证市场

　　对于如何遏制孕妇、哺乳期妇女贩卖假证的违法行为，裴广川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让这些妇女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使她们能够自食其力，通过合法手段谋取收入。“对出售假证的孕妇、哺乳期的妇女进行职业培训，让她们有所可为，这是治本之策，也是当地政府应尽的职责。”

　　而对于如何打击卖假证的违法行为，裴广川认为一定要“擒贼先擒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孕妇、哺乳期妇女卖假证的行为有地域化、团伙化的发展态势，对卖证的妇女进行处罚，并不会使这类违法行为伤筋动骨，只有打击组织者，才可以使这种违法行为的泛滥得到有效遏制。“最重要的是，要严厉打击上游犯罪，让出售假证的行为人无证可卖，从源头上对其进行治理。”裴广川说。

　　余凌云认为，对于遏制孕妇、哺乳期妇女卖假证的行为，在法律上进行严惩只是一个方面，加强证件的防伪功能、提高人们的法律观念，更能取得效果。

　　“一方面，相关机构要提升证件的防伪水平，不让假证鱼目混珠，只有这样，假证才会失去它的功能，也才能压缩假证存在的空间。”余凌云指出，现在假证泛滥的原因除了证件容易伪造之外，很多机构对于证件真伪审查不严，也给了假证以可乘之机。“只要假证的制作成本提升，制作、贩卖假证的利润就会下降，制贩假证的行为便很难存在下去。”

　　“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不仅让人们明白购买假证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更要形成假证根本用不了、起不到作用的意识。这样，人们从主观上才不会去购买假证，让假证失去市场。”余凌云还特别强调说，“现在很多证件都可以在网上查询，检验真假，假证在网上是查询不到的。那些声称可以套一个真证件，在网上可以查询到的多数都是骗人的。”

　　《 人民日报 》（ 2013年06月05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