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婚妈妈”收“社会抚养费”是变相打劫

 武汉市法制网公布了《武汉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明确，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对方有效证明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生育子女的，都要按以上征收标准的2倍，缴纳社会抚养费。这对社会上俗称的“未婚妈妈”、“小三”来说，生育后都将面临缴纳社会抚养费的问题。（《潇湘晨报》6月2日）

生育从来不只是一种生理本能，而更是一种养育责任。倘若在不能对生育的孩子尽到基本的教养之责，甚至根本连养育子女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此情形下的生育，当然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事实上，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便无经济之忧，单身家庭的孩子，仍然不免因为家庭不完整，而导致成长的缺陷；而对于未婚妈妈而言，养育孩子的问题则更为严峻，不仅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将不得不面临家庭重要角色的缺失，甚至连养育孩子的基本经济需求都未必有能力保障，未婚妈妈的生育行为，的确很多时候缺乏对于养育责任的关照。而从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条件与环境负责出发，这一现象当然应尽力避免。

可以设想，假如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让“未婚妈妈”们对自身的选择和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的确要比仅仅是无关痛痒的指责未婚生育行为的不负责任，要来得更有约束力。当“未婚妈妈”们将不得不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2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经济代价，有了经济上的罚则与约束力，或将胜过千万句的苦口婆心与好言相劝。

 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不说，又额外多出社会抚养罚单，“未婚妈妈”们自然要掂量掂量非婚生育行为的严重后果，不负责任的生育行为因此而受到有效遏制，要说也完全可以期待。不过，“约束穷人”的制度设计，固然相当英明神武，甚至算得上有的放矢。只是，罚款这事儿，恐怕并不能想罚就罚，从权利公平的视角出发，仅仅是“约束穷人”，又何尝不是一种权利歧视与不公呢？

具体到对“未婚妈妈”2倍缴纳社会抚养费。首先需要明确的恰恰是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收费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收了费拿去做什么，社会抚养费究竟承担哪些责任，又抚养了谁，显然不应“做了好事，却不留名”。加倍缴纳了社会抚养费的未婚妈妈，莫非她们的孩子，可以交由社会来妥善抚养不成？假如只管收费，抚养责任却毫无担当，所谓社会抚养费，不仅名不副实，如此收费行为，甚至要比“未婚妈妈”的生育行为更加不负责任。

 此外，“未婚妈妈”的生育行为固然可能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利，但她们至少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而“未婚妈妈”现象的出现，与其说可以全部归之于个人因素，毋宁说有着更多的社会成因。之所以成了“未婚妈妈”，她们的成长过程恐怕同样缺乏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关爱，教育的缺失，社会的失职，有怎能理直气壮的一笔勾销，甚至毫不脸红的让“未婚妈妈”来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呢？不去分担“未婚妈妈”本就艰难的养育重担，反而还加倍收缴社会抚养费，称之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倒是实不为过。

基于上述视点，“未婚妈妈”现象的确值得关注，未婚生育孩子成长环境中所缺失的，更是亟待社会来填补。然而，政府不从“未婚妈妈”现象的形成去反思责任，不去承担相应的社会抚养管理责任，反倒是多了个罚款与收费的理由。那比起“未婚妈妈”的不负责任，这种趁火打劫的“社会抚养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