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风雨中的社监委呼唤慈善常识

　　慈善首先是社会的产物,离开了社会这一基础,就像离开了大地的希腊之神安泰一样注定会软弱无力,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红会信任危机已经开始波及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们。公众与媒体多次就社监委委员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而对其质疑。近日,更有媒体曝光,数千万汶川地震后善款,从红会账上最终被用于社监委委员王振耀任院长的研究院。社监委的独立性由此再次引发质疑(5月27日《北京晨报》)。

　　中国红十字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于去年12月份,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由16名委员组成。所有委员和中国红十字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此举曾经被认为是红会继“郭美美事件”之后,最成功的一次危机公关。这16位委员的来头都不小,名声也都很清白,但从目前媒体对社监委的质疑来看,这些以声誉为红会担保者自己也在往红会的漩涡里陷。

　　受到质疑的三位委员——王永、王振耀、袁岳都出来否认了质疑,但是这种否认的力量的确有限,再加上红会的“前嫌”,很多人对质疑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受到质疑最强烈的是王振耀,王振耀曾经是民政部的一位官员,后来辞职到北师大当院长,他的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以及他的一些相关言论,曾使一些人把他树为业内“反体制英雄”,由他出任社监委的委员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但这次质疑让他从“体制内有良心者”变为“挪用善款者”,这一角色的转变,不能不说是给了那些喜欢站队式思维的人一个嘲讽。体制外并非一片光明,体制内也并非全是黑暗,偏执的站队只会让得出的结论幼稚而可笑。

　　不能否认红会在“郭美美事件”后为了挽回声誉做了很多努力,特别是在芦山地震时,面对网友的不理智,红会表现出来的克制令人钦佩。但是每一次红会的努力都会遭遇一场新的打击,以独立著称的社监会也没有逃过这一厄运,这一定让很多人感到丧气,丧气之余不妨从根儿上找找原因。社监委是怎么成立的?有委员说当时红会发来一个表格问愿不愿意当委员,愿意就填表。这是典型的中国官方办事风格,真正的慈善不是这么玩的。有学者把慈善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王振耀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但慈善其实没那么复杂,关键是要回归慈善的常识。

　　慈善首先是社会的产物,离开了社会这一基础,就像离开了大地的希腊之神安泰一样注定会软弱无力,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中国的慈善之根不是扎在社会中,而是扎在政府里,政府搞慈善的结果是救济与慈善不分。救济是政府的义务,而慈善是社会的责任,两者混为一谈矮化了慈善作为人类之善的意义,导致管理行政化,强捐、摊派不断。红会走不出公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红会走不出管理、思维、手段的行政化模式,一边说要化解危机,一边还在造成危机的圈子里打转。

　　其次是搞慈善的人,慈善谁都能做,但不应该由官员来做。我们知道很多慈善家是由一些成功的商人转型而来的,这不是说有钱才能做慈善,而是他们有一定优势,懂经营、擅管理、不差钱,更重要的是曾经沧海之后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会有变化,慈善家不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而应该是在历尽沧桑后对人性、世情有深刻把握的“非凡人”。至少他不应该是对自己注册的机构是商业机构还是社团组织都弄不清的人,当然如果是假装弄不清就更要命了。

　　再有就是要承认慈善的成本,世界上除了“一对一”、“手递手”的慈善,只要是通过中介的慈善都是有成本的。慈善固然是人类的最高之善,但也没有必要“神化”慈善,神化就是愚民,愚民就要付出代价。当然承认慈善成本的关键是要控制慈善成本,监督慈善成本,慈善的成本绝不是“美美们”的钻戒和“玛莎拉蒂”,否则的话,慈善只能收获无数个“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