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调查显示,超过两成受访大学生求职时动用过“关系”。而在山西太原,一个诈骗团伙4年来以帮忙找工作为名,骗得500个大学生近9000万元,原因也是迷信求职要“走后门托关系”。
找关系求职成为集体“潜意识”,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就业之难。的确,这个夏天,近700万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却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需求下降,“最难就业年”难免让关系也成为求职的核心竞争力。
其实,相比找工作难,更难的可能是“找到好工作”。在1比好几万的白热化竞争中,大家仍对国企、公务员等趋之若鹜。虽然比例不断提高,但2011年选择自主创业的大学生还是仅占1.6%。去往西部、回到农村、扎根基层的比例,同样难让人乐观。
从这个角度看,“最难就业年”实际上是“结构性就业难”。说白了,就是难找到好工作、不愿做差工作。而所谓“好”、“坏”,在很多人看来,是靠简单地附着在工作上的“福利”差别来判定的。
不少从事乡村建设的单位,常常苦于找不到人手,因为“工作地点在农村,待遇也不高”。很多做出了成绩的“大学生村官”,也往往有“不被家人和同学理解”的心路历程。这也说明,就业虽难,就业的潜力却还很大,需要更好激发。
结构性就业难背后,是职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宝贵的人才库,如果就业导向出现偏差,不仅不利于个人发展,更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找出原因,更需对症下药。如果能消除体制性“鸿沟”,引导“自我实现”成为就业第一选择,是不是会更有说服力?如果能为更多新兴领域提供政策支持,真正“行行出状元”,转变就业观念是不是会有更强现实依托?而如果高校教育更多对接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实现“人才比例均衡”,结构性就业难是不是也能大为缓解?
这些,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社会管理者不可不深思之、笃行之。
摘编自《人民日报》5月27日文/叶琦